“王建军。”沈若兰小声念出这个名字。
王建军是陈建国在物流仓库的同事，比陈建国小三岁，四川人，去年结了婚，媳妇在服装厂上班。
上次过年的时候陈建国还带他来家里吃过一顿饺子，人倒是挺实在的，走的时候还给思雨塞了两百块红包，被沈若兰推了回去。
陈建国已经找他借过一次钱了。今年三月，借了两千。
说是手机坏了要换新的，加上还了两个月前在网上平台借的一笔小额贷的尾款。
那两千块她是知道的，陈建国回来跟她说了，虽然说的时候眼神是飘的，盯着电视不看她。
她当时怎么说来着？
“你跟人家借钱，人家也不富裕，刚结了婚，压力也大。”
“我知道。下个月发了工资就还。”
“你上次也说下个月还。”
“那次不一样。那次是……行了行了，我知道了，我会还的。你别念了。”
后来还了吗？
还了一千五。剩下那五百，她帮他补上的。从自己在馨然家政做的第一周的工资里抽出来的五百块。
她没跟他说，直接转给了王建军的媳妇，说是“建国让我转的”。
三月份借了两千。七月份又借了三千。四个月，五千块。
而他没有告诉她。
沈若兰把灰色夹克慢慢地放到了床上，借条还攥在右手里。
她的指节一点一点地收紧，指甲嵌进掌心的肉里，五根手指的骨节在皮肤底下凸起，白得像瓷。
“三千块。”
她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是平的，听不出什么情绪。
但她的喉咙深处有什么东西堵着，像是一块棉花被塞在声带和舌根之间，把所有应该爆发出来的音量全部吸收了。
“三千块。借了三千块。七月十四号。那天是周日。那天他说去仓库加班盘点。”
她的眼眶热了。
不是那种突然涌上来的酸涩，而是一种慢慢升温的、持续的灼烧感，从眼球后面一直蔓延到太阳穴。
但泪没有落下来。像是有一道看不见的闸门，在眼眶的边缘卡住了。
“借这三千块干什么用的？”
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在问陈建国，是在问自己。
因为她知道如果去问陈建国，得到的答案一定是模糊的、敷衍的、经过加工的。
“手头紧”，“有点事”
“过两天就还”。永远是这几句话，像是他的词库里就只装了这三个模板。
是还旧账了？他在那个网络借贷平台上还有没有没还清的？
还是又买了什么不该买的东西？上个月她在鞋柜底层发现了一双新的运动鞋，标签还没剪，看吊牌是三百多。
她问他哪来的，他说同事不要了送他的。她没追问。三百多的鞋，说送就送？
还是他在外面……
她掐断了这个念头。不是不敢想，是不值得想。
陈建国要是有那个精力和心思在外面找女人，他倒不至于活成现在这个样子。
他只是在一种缓慢的、没有尽头的颓废中越陷越深，每往下陷一寸，就朝最近的人伸手要一点钱来垫脚，让自己沉得慢一点。
沈若兰低下头看着手里那张借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