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阿姨，你平时都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刘翠花想了想，“起床，做饭，吃饭，洗碗，看电视，睡觉。第二天再起来，再做饭，再吃饭，再洗碗，再看电视，再睡觉。”
“不跟别人聊天吗？”
“跟谁聊？”刘翠花苦笑了一下，“邻居家跟我一样，都是一个人。两个闷葫芦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有什么好聊的。”
周一杨沉默了。他突然想起了自己的奶奶——在服用益智醒脑液之前，奶奶也是这样的。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情，没有期待，没有惊喜，没有任何能让心跳加速的东西。活着，但没有活着的感觉。
“刘阿姨，你愿不愿意来铺子里坐坐？”他试探着问，“我们这里每天都有很多老人来，大家聊聊天，说说话，比一个人在家强。”
刘翠花犹豫了一下，摇了摇头：“我不习惯跟人打交道。”
“没关系，慢慢来。你今天不想进去就不进去，明天再说。”
刘翠花点了点头，又沉默了。
那天之后，刘翠花还是每天都来，但不再蹲在墙根下了。她开始在铺子门口的台阶上坐着，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周一杨给她搬了一把椅子，她坐了。赵嫂给她倒了一杯茶，她喝了。林晓雨跟她打招呼，她点了点头。
每一步都很小，但每一步都在向前。
第十天的时候，刘翠花终于走进了康养铺。
那是一个下午，铺子里有好几个老人。刘大爷在量血压，张桂兰在跟林晓雨讨论血糖记录，李根生在椅子上打瞌睡。刘翠花站在门口，犹豫了好一会儿，然后慢慢地走了进来，在最角落的椅子上坐下来。
周一杨看到了，但没有过去跟她说话，只是冲她笑了笑。他不想给她压力，让她觉得被关注、被审视。她需要的不是被当成“病人”对待，而是被当成一个普通人。
刘翠花坐在角落里，安安静静地听大家聊天。刘大爷在讲他孙子在县城上学的趣事，张桂兰在抱怨今年的菜价太贵，李根生打着呼噜，偶尔嘟囔几句梦话。
她听着听着，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那是一个极细微的动作，如果不是周一杨一直在偷偷观察，根本不会注意到。但那个微微翘起的弧度，让他心里一暖。
第十一天，刘翠花主动开口了。
“一杨，”她叫了一声，声音很轻，像是怕打扰到别人。
周一杨立刻走过去：“刘阿姨，怎么了？”
“我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活我能干的？”
“活？”
“对。我闲着也是闲着，想找点事做。你们铺子里有没有需要帮忙的？扫地、擦桌子、洗杯子，什么都行。不要钱。”
周一杨看着她，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她不是真的想干活，她是想被需要。一个人如果觉得自己没有用了，活着就只剩下等死。但如果有人需要她，有事情等着她去做，她的生命就有了意义。
“有。”他想了想，“赵嫂一个人忙不过来，你帮她一起收拾铺子，行吗？”
刘翠花的眼睛亮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从那天起，刘翠花成了康养铺的“编外人员”。每天上午九点来，下午五点走，比赵嫂还准时。她扫地、擦桌子、洗杯子、整理报纸，把铺子里里外外收拾得一尘不染。
一开始她只闷头干活，不说话。但铺子里人多嘴杂，刘大爷是个话痨，张桂兰是个热心肠，李根生睡着的时候不说话，醒着的时候也是个话篓子。每天被这些人包围着，想不说话都难。
第十五天的时候，刘翠花第一次主动跟人聊天。
“刘大哥，”她对刘大爷说，“你孙子上次考试考了多少分？”
刘大爷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起来：“你终于开口了！我还以为你是哑巴呢！”
刘翠花不好意思地笑了。那是周一杨第一次看到她笑。不是那种礼貌性的、勉强扯动嘴角的笑，而是真正的、发自内心的笑。眼睛弯弯的，嘴角翘翘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那一刻，她不像一个七十多岁的抑郁老人，倒像一个害羞的小姑娘。
第二十天的时候，刘翠花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惊讶的举动。
那天下午，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走进康养铺，是来找周一杨咨询的。他看上去风尘仆仆的，背着一个大包，像是刚从外地回来。
“你好，我想问一下——”他的话还没说完，突然愣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