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会不会把标准放宽，让更多“非典型“患者也有机会?
他会不会拒绝商业化，让技术保持纯粹?
但他也知道，这些问题，现在都没有意义了。
因为他不再是决策者。
他只是一个技术顾问。
一个被要求“休息“的，随时可能倒下的，失去话语权的创造者。
深夜，林煜回到出租屋。
姜以夏不在，她最近搬回了自己的宿舍。
自从上次吵架后，她没怎么来过。
林煜打开那个黑色的笔记本，提笔写道:
“2009年8月5日，阴。
CDAS临床试验今天正式启动。
十名患者，损伤程度10%-25%，三到四个月治疗周期。
标准化，规范化，可推广。
这是技术走向成熟的标志。
但我看着那个入选标准，心里很难受。
因为妈不符合。
30%的损伤，把她排除在外。
如果她的案例发生在现在，她可能永远不会醒来。
而我，也可能永远不会开发出CDAS。
这是悖论。
正是那些''非典型''的案例，推动了技术的突破。
但技术成熟后，却又把那些案例排除在外。
因为他们成功率低，风险高，不符合标准流程。
这是对的吗?
我不知道。
徐远舟说，科学研究要一步一步来，不能指望一开始就完美。
他是对的。
但我还是觉得不舒服。
因为我知道，那些被排除的患者背后，是一个个像我一样的家属。
他们在等待，在祈祷，在绝望。
而我们告诉他们:对不起，你们的案例太难了，我们处理不了。
请再等几年。
也许技术会进步，也许会有转机。
但也可能，永远不会。
今天，我还发现了另一件事。
我在这个项目里，已经被边缘化了。
我不再直接参与治疗，只是回答问题。
我不再决定技术方向，只是提供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