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畿旧地原本是首选，日本自古以京都为国都，文化根基深厚，天皇宫廷、贵族学社、佛寺神社皆汇聚于此。
从礼制、士风到官吏体系，无一不以京都为中心，乃是传统意义上的“国之本”。
但徐闻却否决了这一点。
“京都可居人心，却难纳天下。”
这是他的理由。
“京都地处内陆，四面环山，虽文化昌盛，却地势闭塞，交通不便，粮道难济，兵马难调，若欲经略四方，以京都为根，势必羁于山河，动辄掣肘。”
徐昭初听此言，也颇感不解：“曾祖何不居其国都，震其旧心？倭人视天皇居处为正统，何不于彼建藩？”
徐闻只是负手一笑，目光遥遥望向东方的关东平原。
“因为，时代已变，天下之势，不在西陆，而在东洋之口！”
于是，他选中了江户。
江户城，也就是后世的日本东京。
历史上，三十年后，德川家康受封进入江户城，建立德川幕府，自此江户成为了日本的政治、经济中心。
彼时的江户城，还只是武藏国下的一座新兴城邑。
四年前，上杉氏方才奉幕府之命，开始于江户湾畔修建新城。
当时人看，这不过是边远之地一隅孤城，谈不上王气，更不见风骨。
但徐闻，却从中看到未来的帝国枢纽。
他用几句寥寥之语，向众人将江户的利与京都的弊对比得明明白白：
“京都为山中盆地，虽古都之尊，却无通海之利，江户据关东平野，南临浦贺、东望太平洋，水路可通海上诸国，陆路可控本州全境，实为枢机之地。”
“江户三面平野，背山面海，可设仓屯兵、可养百工，春播秋收不乏，夏运冬藏无忧。”
“倭国之治，不在敬古，而在制今，京都只足以安抚残旧，江户却能开疆拓土。”
徐闻明白，大明治倭，不是重演朝贡旧制、虚设“藩属”之名，而是要将日本彻底纳入大明体制之中，成为治下新域，长治久安。
因此，越王府的选址与其说是政治象征，不如说是未来统治的基石。
既要有战略纵深，又能辐射全国。
徐闻还特别指出，江户的四大优势。
地理上，江户位于关东要地，北通东北诸藩，西接中部平原，东南濒海，直抵太平洋海贸要口，陆海并进，可调兵运粮，进可攻，退可守；
军事上，江户湾如天授铁门，三面屏障、后靠箱根群山，是天然的防御屏障，又可建水军基地，便于封锁、扫荡海上残敌与倭寇残余；
经济上，江户平野广袤无垠，可大规模屯田，周边百村千町、耕地纵横，是日本粮食产区重地，亦可筑港发展航运；
政治上，江户非旧贵族根基之地，避京都旧臣势力干扰，便于推行改革、安插亲信，塑造一整套“新治日本”的政治模板。
“越王府不是朝廷赏我一块风水宝地让我养老，而是要我以此为基，百年镇倭。”
徐闻如是说。
光靠兵力和诏令不足以让倭人服膺。
他清楚，大军所至，胜者为王只是开始，未来如何长久统治，如何让日本逐渐“汉化”，才是越王府真正的工作重心。
为此，徐闻决定十日后，在原皇居大殿中召开赏功大会，重定藩封、推行新制、确立官员录用标准，拉开制度“内治日本”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