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咚咚，瓦夏！瓦夏！”
我一面听着鼓声，一面听到喊着瓦夏，索非亚的解说在我感不到力量和微弱。
“为什么他喊着瓦夏？”我问。
“瓦夏是他的伙伴，你也会认识他……是的，就是你说的中央大街上拉手风琴的人。”
那犹太人的鼓声并不响了，但仍喊着瓦夏，那一双肩头一起耸起又一起落下，他的腿是一只长腿一只短腿。那只短腿使人看了会并不相信是存在的，那是从腹部以下就完全失去了，和丢掉一只腿的蛤蟆一样畸形。
他经过我们的窗口，他笑笑。
“瓦夏走得快哪！追不上他了。”这是索非亚给我翻译的。
等我们再开始讲话，索非亚她走到屋角长青树的旁边：
“屋子太没趣了，找不到灵魂，一点生命也感不到的活着啊！冬天屋子冷，这树也黄了。”
我们的谈话，一直继续到天黑。
索非亚述说着在落雪的一天，她跌了交，从前安得来夫将军的儿子在路上骂她“穷党”。
“……你说，那猪一样的东西，我该骂他什么呢？——骂谁‘穷党’！你爸爸的骨头都被‘穷党’的煤油烧掉了——他立刻躲开我，他什么话也没有再回答。‘穷党’，吉卜西人也是‘穷党’，犹太人也是‘穷党’。现在真真的‘穷党’还不是这些人，那些沙皇的子孙们，那些流氓们才是真真的‘穷党’。”
索非亚的情感约束着我，我忘记了已经是应该告别的时候。
“去年的巴斯哈节，爸爸喝多了酒，他伤心……他给我们跳舞，唱高加索歌……我想他唱的一定不是什么歌曲，那是他想他家乡的心的嚎叫，他的声音大得厉害哩！我的妹妹米娜问他：‘爸爸唱的是那里的歌？’他接着就唱起‘家乡’‘家乡’来了，他唱着许多家乡。可是我和米娜一点也不知道‘家乡’，我们生在中国地方，高加索，我们对它一点什么也不知道。妈妈也许是伤心的，她哭了！犹太人哭了——拉手风琴的人，他哭的时候把吉卜西女孩抱了起来。也许他们都想着‘家乡’。可是，吉卜西女孩不哭，我也不哭。米娜还笑着，她举起酒瓶来跟着父亲跳高加索舞，她一面说：‘这就是火把！’爸爸说：‘对的。’他还是说高加索舞是有火把的。米娜一定是从电影上看到过火把。……爸爸举着三弦琴。”
“爸爸坐下来，手风琴还没立刻停住。‘你很高兴吗？高加索舞很好看吗？米娜，你还没有看到过真正的高加索舞，你不是高加索的孩子！’爸爸问着她。”
索非亚忽然变了一种声音：
“不知道吧！为什么我们做‘穷党’？因为是高加索人。哈尔滨的高加索人还不多，可是没有生活好的。从前是‘穷党’，现在还是‘穷党’。爸爸在高加索的时候种田，来到中国也是种田。现在他赶马车，他是一九一二年和妈妈跑到中国来。爸爸总是说：‘那里也是一样，干活计就吃饭。’这话到现在他是不说的了……”
她父亲的马车回来了，院子里啷啷的响着铃子。
我再去看她，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临告别的时候索非亚才从床上走下地板来。
“病好了我是回国的。工作，我不怕，人是要工作的。传说，那边工作很厉害。母亲说，还是不要回去吧！可是人们没有想想，人们以为这边比那边待他还好！”
走到门外她还说：
“‘回国证’怕是难一点，不要紧，没有回国证我也是要回去的。”
她走路的样子再不像跳舞了，迟缓与艰难。
过了一个星期，我又去看她，我是带着糖果。
“索非亚是进了病院的。”她的母亲说。
“病院在什么地方？”
她的母亲说的完全是俄语，那些俄文的街名无论怎样是我所不懂的。
“可以吗？我去看看她？”
“可以，星期日可以，平常不可以。”
“医生说她是什么病？”
“肺病，很轻的肺病，没有什么要紧。回国证她是得不到的，‘穷党’回国是难的。”
我把糖果放下就走了。这次送我出来的不是索非亚，而是她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