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自裴耀卿漕运改革后，因为漕运路线改道，洛阳不再是必经之路，因此愿意前往洛阳的漕船就日渐稀少。
三年时间，汴口到洛阳这一段的漕运，几乎减少了80%！
运量从最高峰时的百万石，到现在的不足二十万石。
裴耀卿漕运改革的核心，除了分段漕运外，另一点就是以汴口为转运的核心，放弃从前漕运以洛阳为转运核心的战略。
漕船都不往洛阳走，含嘉仓只出不入，粮食库存减少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在朝堂各类歌功颂德的声音之下，这个重大转变的影响，显而易见的被有意忽略和淡化了。
这项漕运改革，是官府在汴河与黄河的交叉点上置河阴县（今河南河阴县东）及河阴仓，在河清县（河南孟县西南五十里）置柏崖仓，在黄河北岸三门之东置集津仓，三门之西置三门仓（一作盐仓）。
这项改革直接导致了日后以汴梁为核心的漕运经济崛起，奠定了五代十国的基本经济格局，其影响之深远，除了“过来人”的方重勇外，无人看得透彻。
而采取分段运输的方法给长安运粮，水运条件合适，那就运输；水运条件不合适（如枯水期），那就不运。
其改革思路是革命性的。
这项改革实施效果不能说不好，但有个核心问题是：这样的高强度运粮，是不可持续的。
运输量是大了，然而运输成本，却没有本质性的下降，这些运费绝大部分还要商贾来买单。这是定都长安，所必须付出的经济代价。
事实上，纵观全唐，也就只有这几年，输送长安的粮秣达到了一年运200万石以上。
从河北来的粮秣，都是来自“永济渠六州”，而江淮来的粮秣，因为河道路线太长，经常有漕船堵塞倾覆，导致运粮成本极高。裴耀卿的漕运改革，对运河北粮的影响很大，对于运江淮粮的影响却不那么大。
运费高，就肯定得有人买单，要么是朝廷，要么是商人。
朝廷不肯出钱，民间就不干了，谁家的财帛也不是浪水打来的。
再有，如今江淮的粮草已经转运到河阴仓了，如果要转运到洛阳，那么就必须再多走一段冤枉路，而这些粮草是无法从洛阳转运到长安的。
所以现在江淮的商人已经不想再从江淮和江南运粮到洛阳了，因为运费太高无利可图。而朝廷现在使用的模式，又是采取“招标”的方式运粮，官府直接控制的漕船并不占优势。
也就是说，商人将粮秣运到了洛阳以后，官府统一采买，再给运费补贴。
根据李林甫派人实际调研，每一石江淮的粮食运到洛阳，平均运费就超过了50文钱。对应的运费补贴，却又低的可怜。
运费成本太高，而朝廷给的运费太低，导致商人们都不愿意从江淮运粮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含嘉仓空了大半，并不是转运的官员不肯努力，而是有很多客观条件限制，让他们有本事无力施展。
粮食运不利索，不光是运的问题，而是朝廷的整体机制，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
这些弯弯绕绕的道理，听上去好像是那么回事。但在李隆基看来，他所需要的并不是借口，而是事情有没有办成。
含嘉仓是国家的战略储备，没有堆满，就是渎职！
其他的问题，是他这个圣人该操心的么？
至于什么运河线路改了啊，漕运方式改了啊，那些鸟事他不想问，也不想听！
面对新的困境，李林甫向李隆基开出了自己的药方。
首先，将旧有的转运官员全部革职，换上新人（多半是李林甫自己的党羽），这叫不破不立。
其次，在洛阳地区实施和籴法，丰年向民间高价收购谷物，价格高出市场价两成，以满足含嘉仓的储备需要。
所需财帛，来自江淮与江南。
再次，向河北永济渠六州加户税，每一户的户税，提高两成，统一用粮食交租。
最后，改从江淮运粮食为重量更轻，价值更高的布帛与各地土特产。再用这些布帛，去河北采买谷物转运。
这样一来，便可以降低转运的成本，同时填补几个战略粮仓的储备粮，为河西走廊与陇右的战事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