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并未选择与崇祯同乘龙辇，一来是崇祯帝身边亦有妃嫔随侍，他过去多有不便。
二来，他这边也有郑小妹和琪琪格相伴，也不算无聊。
郑小妹心思细腻，已备好了温水和点心，见他面露倦色，便轻声劝他稍事休息。
琪琪格则对窗外绵延的队伍和远处陌生的田野风光更感兴趣，但也很懂事地保持着安静。
此行的第一站，便是天津卫。
天津，堪称帝国的海洋门户，亦是此次整顿海运的起点和试验场。
它地处北运河与渤海的交汇点，元明两代都曾在此接卸海运漕粮。
崇祯亲临此地，旨在视察大沽口的海防设施、三岔河口及海河的港口状况、现存的码头与仓储，还要召见当地官员、水师将领乃至有经验的船户。
看到这里，或许有人会心生疑问：
天津距京城近在咫尺，可谓天子脚下，理当法度森严，那么走私之类的事情应该很少吧？
若你真的这么想，便是将复杂的明末政治生态想得过于简单了。
事实上，天津的走私问题也是颇为猖獗的！
而之所以会这样，恰恰源于它“天子脚下”的特殊地位。
原因错综复杂，深刻反映了王朝末路的症结。
其一，也就是所谓的“灯下黑”效应，天津距离权力中心近，非但未能有效遏制犯罪，反而使得走私活动与最高层的权贵、官员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京城内的勋贵、有权势的大太监、乃至部分朝廷要员，看中了天津走私的巨额利润，或暗中投资，或直接充当保护伞。
他们利用自身的权势和关系网，为走私船队提供政治庇护。
地方官员、巡海御史若想认真稽查，往往案件还未查清，京中的训斥、说情甚至罢官的威胁就已先到。
在这种压力下，谁敢真正去触碰那些背景通天的“私船”？
投鼠忌器使得监管体系在顶层就几乎失灵。
其二，京城自身形成的庞大非法需求市场。
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但位于北方的京城，皇室、贵族、官僚和富商巨贾对海外奢侈品的需求却极其旺盛。
比如南洋的胡椒、苏木、珍珠、象牙，日本的倭刀、描金扇、漆器，乃至更精美的西洋钟表等，都有巨大市场。
官方朝贡贸易虽然也有，但数量实在太少，根本无法满足需求，走私便成了最主要的供应渠道。
天津港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专为京城特权阶层服务的“秘密物流中心”。
此外，在明与建奴战争的背景下，建奴方面急需铁器、硝石、硫磺、粮食、布匹等战略物资。
一些唯利是图的商人便铤而走险，通过天津沿海星罗棋布的小港湾、河口，将物资偷偷运往辽东，获利可达数十倍。
京城巨大的消费能力和畸形的战争需求，共同为走私提供了强大的经济驱动力，使得禁令形同虚设。
其三，便是军事与行政系统的双重腐化与失效。
明初设立的天津三卫到了明末，卫所制度已濒临崩溃，军户大量逃亡，土地被侵占，留守军士粮饷不继，缺乏训练，毫无战斗力可言。
这样的军队，不仅无法有效巡海缉私，其官兵为了生计，反而积极参与走私活动，或利用巡逻之便“放水养鱼”收取贿赂，或干脆“监守自盗”，利用职务之便夹带私货。
同时，天津地区驻军系统、漕运系统、地方行政系统职权交织，遇事互相推诿扯皮，都怕承担责任，更怕触动背后的利益集团，导致管理上出现大量真空地带，给了走私者可乘之机。
其四，漕运体系本身的弊端提供了掩护。
天津作为漕运枢纽，每年有成千上万艘漕船南来北往。
走私船只很容易混迹于庞大的漕船队伍中，难以辨别。
而漕运系统内部的官兵、水手，也常常利用运送漕粮的便利，在官粮中夹带私货，或干脆用漕船从事走私。
这种“合法”运输体系下的非法活动，具有极强的隐蔽性，查处难度极大。
因此，明末天津走私的猖獗绝非简单的治安问题，而是王朝系统性崩溃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