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回家的路上，我的头愈发胀痛，好像昨晚的酒浩浩荡荡地反扑了回来。
我在吃治疗失眠的药，是不该喝酒的，我也确实比以前少喝了很多，但应酬的时候真是没办法。因为焦虑而失眠，吃药让我的记忆力下降，睡着了也时常躁动多梦，喝酒能让我睡着，但会和药物一起谋杀我更多脑细胞，给我一个头疼烦躁的白天，工作效率下降，更加焦虑，这简直是一个无解的死亡闭环。我就像一个被困在山洞里的人，面对着眼前的几条岔路，我知道大概率它们都不是活路，但总得拣一条走，最后殊途同归。
回到家，妻子正在整理刚洗干净的女儿的衣服，她很惊讶：“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我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用食指硬邦邦的关节发狠地顶太阳穴，头疼缓解不了，但可以转移。
“老公，你怎么了？”妻子一定是被我的脸色吓到了，给我倒了杯水，小心翼翼地坐在旁边，她伸出手，又缩了回去。
“老三死了。”我咬字清晰得堪比AI。
妻子愣了几秒，她那懵了的样子一定和我在医院听到这消息时如出一辙。
“死了，被人捅死的，捅了七刀。”
妻子捂住了嘴，惊恐地说：“怎么……谁干的，老三他……”
“谁知道他惹了多少人。”我恶狠狠地说，“我现在怎么跟我妈说。”
妻子以手捂着胸口，吞吐几次调整着呼吸。
在长达五分钟的时间里，我们俩沉默以对。
“要不，先别告诉妈。”妻子轻声说，“妈最近血压有点高。老三消失几个月去躲债都是很常见的事儿，等妈身体好点再说？”
我沉重地垂首：“我也是这么想的，起码，先抓到凶手。”
“有什么线索吗？”
“现在还没有，我刚录了口供。”我看向妻子，“最近老三联系过你没有。”
“他前几天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说什么……说你答应给他钱，让我催你。”
“放他妈屁。”我道，“几号打的？”
妻子拿出手机给我看，同样是4号，但通话时间比打给我的那通早了一个多小时。
“他当时喝酒了吗？”
妻子回忆了一下：“喝了，但应该不多。”
“都说什么了。”
“他说你亲口答应给他钱，让他能开个铺面，带他一起做生意，他还要和女朋友结婚什么的。”妻子皱起眉，“他嘴里没几句靠谱的，我也没仔细听。”
“他也和我说了，警察现在在找这个所谓的‘女朋友’。”
“他还……”妻子的神色变得有些古怪，疑惑中夹杂些厌恶。
“怎么。”
“提到什么……‘二哥’，说是他二哥要给他钱。”妻子回避我的目光，快速说完，好像这句话是飞到手上的苍蝇，急于甩脱。
我的表情僵了一下，胡乱骂了一句：“他神经病，喝酒喝得脑子都成渣了。”我也同样不想去看妻子的脸，我起身往卧室走去：“我头疼，去躺一会儿。”
妻子低头继续整理衣服。
“二哥”这个“人”，算是我们婚姻中的一个标的物，在此之前的漫漫十年，我们像绝大多数中年夫妇一样，被漫长光阴和生活琐碎消磨得毫无激情，相看无趣，但因为利益绑定而过着不咸不淡、不好不坏的生活。之后我们撕下了隐忍和伪装，令蓄积已久的情绪从一个破绽里泄漏了出来，其实这是个意外，是一次冲动，但也是我长久的不满被反复压抑，最后内压过高导致爆炸的一个必然结果。
事后再想补救为时过晚——已经彻底扩散了。
第三章
弟弟的事，我没有告诉任何外人，家门不幸，他死得丢人，说出去我更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