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崇祯十五年的日历便翻到了十二月。
京城的街巷间，年节的气氛尚未完全弥漫开来，另一种独特的热闹却已悄然滋生。
前门大街、崇文门外一带，那些平日里接待南来北往商旅的上等客栈，近来到了一批批特殊的客人。
他们大多身着略显朴素的儒衫，头戴方巾，举止间带着读书人特有的斯文与矜持，身边往往跟着一两个负责挑书箱、打理杂务的书童或仆役。
这些人的到来使得客栈的生意比平日红火了不少，也引得一些消息灵通的京城百姓私下议论。
“瞧见没？又是各地来的举人老爷们，这是提前来预备明年春天的春闱大比了！”
要知道此时能不远千里，在寒冬腊月便动身抵达京师的读书人身份早已非同一般。
他们并非影视剧中常见的那种衣衫褴褛、盘缠用尽、甚至需要靠富家小姐接济的“穷秀才”。
一个孩童开蒙读书，经过数年寒窗，首先需要通过由知县主持的县试和由知府主持的府试。
通过这两试者，仅能被称为“童生”。
童生并无任何功名，社会地位与普通百姓无异，只是具备了参加下一级考试的资格。
童生接下来需通过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一旦通过，便成为了科举功名体系中最基础的等级，也就是生员，俗称“秀才”。
秀才算是有了一层功名的光环，享有见知县不必下跪、可免其家二人徭役等有限特权，社会地位有所提升，但仍属“士”的底层。
而真正的分水岭，在于接下来的乡试。
乡试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因其通常在农历八月，故又称“秋闱”。
这是国家级考试，由皇帝钦派主考官，竞争之激烈，堪称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一省之内，无数秀才同场竞技，最终能脱颖而出者，寥寥无几。
可一旦中式，便称为“举人”，其身份发生了质的飞跃。
举人已不再是普通的读书人，而是名副其实的“举人老爷”，并且已经具备了做官的资格。
虽然不能像进士那样有机会直接进入翰林院或授任知县等要职，但可以通过“大挑”或“截取”等途径，被选任为知县、府学教授、州县学正等中低级官员。
历史上不少名臣都是这样的出身。
其次就是显著的经济与社会特权以及极高的地方威望。
举人在家乡是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新任地方官到任，按惯例必须拜访当地的致仕官员、举人、进士，以示礼贤下士和寻求地方支持。
他们在调解纠纷、兴修水利、倡办义学等地方公共事务中拥有极大的话语权，是联接朝廷命官与乡土社会的重要桥梁。
因此，那些能够出现在京城客栈里的举人老爷们绝非等闲之辈，他们早已脱离了“穷酸”的范畴。
在动身进京参加会试之前，他们所在的家族、宗族，乃至县衙、地方士绅，往往会共同凑集一笔颇为丰厚的盘缠。
这笔钱足以支持他们在京城数月乃至半年的体面生活。
比如租赁一处不错的客房，支付日常用度，甚至还有余钱用于交际应酬、购买书籍、拜访座师同年。
此外，京城之中，还有遍布各处的同乡会馆。
这些会馆由旅京的同乡官员、商贾出资兴建或赞助，其主要功能之一，便是为进京赶考的本籍举子提供价格低廉甚至免费的住宿，并时常组织文会、提供备考信息，形成一股强大的乡土互助力量。
像著名的湖广会馆、安徽会馆、绍兴会馆等，每逢大比之年，都是人头攒动，乡音缭绕。
当然，世事无绝对。
毕竟这里可是京城，纵然是举人老爷，若出身寒微，家族及地方资助有限，或是本身不善理财，到了这天子脚下也可能出现捉襟见肘的情况。
但这并非普遍现象，更多是源于个人际遇或不善经营，而非举人身份的常态。
总而言之，腊月的北京城，因这些提前到来的举人老爷们而平添了几分文雅与期待的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