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叔叔教会我一件事，”他在班会上说，“不说出来的问题，会自己长大。”
年终总结会上，袁婉青公布了一组数据：全年共接收漂流信件三千二百六十一封，紧急干预七十三例，促成家庭重聚十九起，协助司法矫正人员家属通信五百余次；“夜间倾听专线”累计服务时长超一万两千小时，志愿者零报酬坚持轮岗；更有四十七人通过就业辅导成功回归社会，其中包括两名曾有犯罪记录的年轻人，现已成为社区调解员。
“我们做的从来不是拯救，”她合上报告册，“只是点亮一盏灯，告诉迷路的人：这条路，有人走过，你也行。”
除夕前一天，雪又下了起来。整个城市银装素裹，仿佛为即将到来的新生披上素衣。袁婉青早早来到中心，检查最后一批设备调试。她将那瓶来自大海的海水放在展厅中央，周围摆满孩子们折的纸船，每一艘都写着新年愿望。
傍晚时分，第一批参与者陆续抵达。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夫妻，牵着手寻找五十年前蜜月旅行的照片；有年轻母亲抱着婴儿，在“妈妈也曾是个小女孩”展区前久久伫立；还有一个戴着帽子的中年男人，在“父亲的道歉信”展板前跪地痛哭??那是他二十年前离家出走的儿子写的公开信，没想到会被收录展出。
零点将近，广播系统准时启动。“城市安眠曲”缓缓流淌而出：婴儿啼哭、恋人低语、老人咳嗽、学生朗读、工人号子、僧人诵经、海浪拍岸、风穿过树林……万千声音交织成一片温柔的海洋。
袁婉青站在桥中央，望着两侧展墙上闪烁的电子屏，上面实时滚动着观众投入的语音明信片：“爸爸，今年过年我回家。”“妈，对不起，我不该拉黑你。”“致未来的自己：请继续勇敢。”
她闭上眼，听见十三岁的自己在黑暗中轻声问：“有人在吗？”
这一次，她终于能回答：“我在。”
烟花升腾的那一瞬，唐果拉着十几个孩子冲进院子，每人手里举着一只LED纸船灯，齐声喊：“袁老师！你看，我们的船出发啦！”
光点连成星河，映在雪地上，宛如一条通往春天的路。
年后初五，母亲如期归来。她瘦了许多，头发全白，走路需拄拐杖，但眼神清澈坚定。她走进中心的第一句话是：“带我去看看那个信箱。”
袁婉青陪她走到巷口，打开红色信箱。里面静静躺着一封信，署名“一个终于敢回家的人”，内容只有两行字：“谢谢你们让我知道，犯过错的孩子，也能被原谅。我现在每天都在学做一道新菜，等妈妈回来吃。”
母亲读完，双手颤抖，泪水滴在信纸上。她慢慢从包里取出一本旧相册，翻开第一页，是一张母女三人合影??年轻的她抱着两个女儿，笑得灿烂如花。
“我一直带着它，”她低声说，“哪怕最恨你们的时候。”
袁婉青握住她的手，什么也没说，只是靠得更近了些。
春天来得比往年早。梧桐树抽出嫩芽，活动中心外墙上爬满了凌霄花藤。新的“漂流信箱”已在三个街区设立，信使小队扩编至百人规模，连几位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也在志愿者帮助下学会使用语音留言功能。
某日午后，袁婉青整理旧物时，无意翻出王小舟最初交来的那份沉默档案??整本空白，仅封面写着“我不知道说什么”。她笑着摇摇头，正欲收起，却发现夹层里藏着一张小纸条，字迹稚嫩却用力：
“我想说，我很想奶奶。
我也想学会说，我想你们。”
她小心翼翼将纸条取出，贴在展厅入口处的一面“未言之语”墙上。不久之后，越来越多类似的便签浮现：
“我没勇气当面说，但我爱你。”
“爸，我不是不想认你，是我怕你不认我。”
“谢谢你听了我说话，虽然我们不认识。”
它们像春天的种子，悄无声息地生根发芽。
四月清明，袁婉青与母亲一同前往妹妹墓前。她带上一本全新的《声音档案》样书，扉页印着那只纸船，题词赫然在目：“所有未抵达的言语，终将在某处靠岸。”
她把书放在碑前，轻声说：“雨晴，姐姐现在会听了，也会说了。你要不要也听听这个世界的声音？”
风拂过山岗，树叶沙沙作响，仿佛回应。
回到城里，陈默发来消息：“出版社决定加印十万册，读者预约已排到半年后。另外，《声音档案》将被译成十二种语言，首站是东京。”
她回复：“告诉他们，这不是一本书，是一扇门。”
当晚，她在日记本上写道：
“我们以为遗忘是最可怕的失去，后来才知道，真正的失去，是不再相信有人愿意听你说。
而现在，我们正在一点点找回那种信任??关于脆弱的权利，关于被理解的可能，关于无论走得多远，总有一条声音铺成的路，通向归途。”
窗外，月光洒在“漂流信箱”上，像一层薄薄的霜。
而在城市的另一端，一个刚出狱的年轻人正坐在出租屋里，握着笔，对着空白信纸深呼吸。
他写了第一句：
“妈，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