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老周他们一家三口先把行李给放好，然后一行人就跟着方言去医院那边。
现在新楼还没有投入使用中，不过已经修的差不多了。
这会儿工人还在往里面运送必要的桌椅板凳，还有医疗器械。
这些东。。。
多吉的粉笔在黑板上划出最后一道弧线，那行字像一根细线，牵动了整个世界的静默。窗外雪落无声，屋内灯光昏黄，他的影子被拉得很长，投在墙上，仿佛一个尚未破壳的思想。
我站在远处，右眼映着灯影，银白如霜。那一瞬间，我“听”到了??不只是多吉的问题，还有这间教室里每一张课桌下藏着的心跳。那个总爱抄笔记的女孩，指尖微微发抖，心里问的是：“如果我一直乖，是不是就没人看见真实的我？”坐在后排的男孩低头削铅笔，刀片割破指腹也不觉痛，他脑中反复回荡：“爸爸打我的时候，也这样疼吗？”
问题不再需要说出来。它们早已在呼吸里、在沉默中、在每一次欲言又止的嘴角抽动里生根发芽。
朱韵轻轻靠在我肩上，她的体温透过棉衣传来，微弱却坚定。“你知道吗？”她忽然开口，“昨天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神经损伤不可逆。以后右手可能连笔都拿不稳。”她语气平静，像在讲别人的事。
我没有看她，只是握紧她的手。我知道她在等一个问题??不是安慰，不是鼓励，而是有人敢替她把那层壳戳破。
于是我低声说：“你怕不怕，有一天不能再为别人发声？”
她身体一震，眼眶骤然红了。雪花打在窗玻璃上，碎成水痕，像泪。
“怕。”她终于承认，“可更怕的是，当我不能写了，就再没人记得那些本该被问出来的事。”
我点头。这就是我们走的路：不是为了成为答案的提供者，而是守护提问的权利本身。哪怕代价是灵魂永夜不眠。
当晚，我们回到观测站。短波电台还在响，来自世界各地的加密信号如同星火，在寒夜里断续闪烁。孟买的盲童代表发来一段语音：“今天学校来了新教师，教‘情绪管理’课程。第一节课就说：‘愤怒是低效的情绪，要学会控制。’孩子们举手问：‘那谁来管制造愤怒的人？’老师笑了，说这个问题太尖锐，不适合课堂讨论。”
我闭上眼，左黑右银的瞳孔映出跳动的电波纹路。这不是教育，是驯化的新形态??把质疑定义为“失序”，把服从包装成“成熟”。
第二天清晨，我独自出发，前往拉萨郊区的一所实验中学。那里正试点推广“社会稳定心理评估系统”，学生每周要填写电子问卷，AI根据回答生成“认知健康指数”。分数低者将接受“思想疏导”。
校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心理辅导员，面带微笑地引导孩子们扫码入校。我走近时，听见她对一个小女孩说：“你昨天的‘幸福感评分’下降了0。3，是不是家里有事？我们要不要聊聊？”
小女孩摇头，嘴唇抿得发白。我心里却清晰浮现出她的声音：“妈妈昨晚又哭了，她说爸爸欠的钱还不清。我想告诉她别怕，可我说不出口，因为老师说‘负面情绪会影响集体氛围’。”
我走上前，轻声问那辅导员：“你们有没有问过，为什么一个十岁的孩子会觉得表达恐惧是一种错误？”
她愣住，笑容僵在脸上。
我没有进办公室，直接走进教学楼。走廊贴满标语：“积极思维=幸福人生”“问题少年=待修复个体”。我在公告栏前停下，撕下一张宣传单，背面印着学生的匿名留言摘录：
>“我觉得我不够好。”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些。”
>“我讨厌考试，但我怕让爸妈失望。”
没有一句被归类为“有效反馈”。全被打上标签：“非建设性倾诉”。
我找到正在上课的初三班。老师正在讲解一道政治题：“面对社会压力，青少年应如何调整心态？”标准答案写着：“提升自我认知，主动适应环境。”
我推门而入。
全班安静下来。老师皱眉：“您是谁？这是公开授课。”
“我是来补一道题的。”我说，“你们课本漏掉了一课。”
我在黑板上写下：
>**当所有人都让你适应世界时，有没有人教你，世界也可以为你改变？**
教室一片死寂。有个男生突然抬头，眼里闪着光：“那……如果我们不想适应呢？”
“那就问出来。”我说，“哪怕声音发抖，哪怕没人回应。只要问了，你就不是零件，而是人。”
下课铃响后，十几个学生围上来，争着说出憋了很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