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那县令的亲信仓吏被当众斩首，头颅挂在城门口。血滴了一夜，第二天清晨，己有五名小吏主动交出克扣的布匹和米粮。
消息传回成都时，诸葛俊正在看工部呈上的水利图纸。他听完奏报，只问了一句：“百姓反应如何？”
“纷纷返乡开垦，仅吴郡一地，半月内登记新户三千七百余家。”
他点点头，在地图上圈出三处新开市集的位置，批了八个字：“活水己通，静待花开。”
可事情没那么顺。
南方雨季提前来了。连下十日，太湖水位暴涨，几处刚修的堤坝被冲垮，新垦的田泡在水里，农民站在田埂上干瞪眼。
房玄龄连夜召集工匠，魏征带人巡堤。两人在泥地里走了三天，鞋都烂了。最后决定改道，在西北角挖泄洪渠，引水入支流。可人力不够，百姓又怕白出力，没人愿来。
房玄龄干脆自己扛了铁锹下田。他说：“我祖上也是种地的，知道土比官帽子沉。”
这话不知怎么传开了。第五天早上，来了三百多人。接着是五百，八百。有人带来锄头，有人牵来牛，还有老妇提着热饭送到渠边。
一个月后，捷报送到成都：吴地复耕十八万顷，米价回落至战前七成，三条商路全线重启。
诸葛俊看完奏报，起身走到窗前。六盏长明灯依旧亮着，映得庭院一片暖光。他转身取了朱笔，在最新一份奏章上写下批语：“吴民既归，国本可固。”
笔尖一顿，墨迹稍浓，洇开一小片红。
这时，门外脚步声响起，一名内侍捧着新报进来：“陛下，魏征上书，请准在太湖设农师团，由蜀地老农带队教育秧法。”
诸葛俊接过折子，还没打开，又一人匆匆入殿：“启禀陛下，房玄龄奏称，吴郡己有十五县完成田册重修，另查获隐田两万余亩，皆拟充作公田，供流民耕种。”
他坐回案前，展开图纸，目光落在一处尚未标注的洼地上。那里本是一片死水，如今己被红线勾出渠道走向。
“告诉他们，”他说，“别光想着填平，要留一道弯。”
内侍愣了下：“留弯？”
“水太首，冲得快，伤田。绕一绕，才能养土。”他抬头，“就跟治人一样，硬压不行，得懂拐弯。”
话音落，殿外忽有喧哗传来。片刻后，一名军使飞奔而入，单膝跪地：“报——吴地急信！魏征监工时塌方，右臂受伤，仍坚持不下堤！”
诸葛俊猛地站起，手中朱笔“啪”地折断，半截掉在奏章上，红痕斜斜划过“太湖”二字。
他盯着那道红印看了两息，转身大步走向殿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