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的雪原压得车窗外的天色一寸寸垮下来，像有人用冷灰浇熄了仅存的光。
李砚靠在硬座上，手覆在那只旧皮包上，那里面放着父亲的遗物——一只小小的黑木匣，被锈死的铜扣牢牢封着。他在父亲的灵前没能立刻赶回来，错过了最后一面。镇上的崔大力在电话那头只说了句：“回来吧，你爹走得怪。”就再没多话，像背后有人按着电话线一样。
火车是一趟开往北部边境的小慢车，绿皮、硬座，煤炉的味道混着脚底冻土的寒气从缝隙里钻上来。座位上的人一半睡着，嘴里呼出的白气在车厢灯影中散开。沿途的站牌多是些只在地图边角才能找到的小镇名，有的字因为风雪剥蚀，只剩白漆的骨架。
李砚己经十五年没走这条线了。他记得九十年代初的时候，镇子还算热闹，林场的汽锯声一首吵到深夜。后来国企改制，厂子停了，人心散了。林场工人纷纷南下打工，剩下的老人和孩子，在漫长的冬天里过着没人问津的日子。
车厢里，偶尔能听到几句方言，和纸袋里瓜子的细碎碰撞声。窗玻璃上蒙着一层薄霜，李砚用指尖划开一条缝，外头是连绵的雪原和稀疏的黑松林，像一幅反复被风吹裂的旧画。
对面坐着个穿蓝呢大衣的中年男人，帽檐压低到眉骨，一双粗糙的手攥着一根长条木牌，不时。那木牌漆色黯淡，上边隐约刻着竖排的字，李砚看不真切。男人的指关节冻得发红，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泥。
列车长长地鸣了一声笛，下一个站要停靠的是“寒河北”。这名字刺了李砚一下。他小时候的家，就在寒河下游的镇上。寒河北并不是个热闹地方，几十户人家零零散散，背靠黑松林，面朝一条每年冬天都封冻的河流。那河很怪，封冰比别处早，开化比别处迟，村里老人常说它底下有个“河眼”，连着地底的阴沟，吸人魂魄。
车厢另一侧，突然传来低低的嘟囔声。一个穿棉军大衣的老头，正对着他旁边空着的座位小声说话。那座位上什么也没有，只有一只破布袋歪倒在地。老头用的方言李砚还能听懂个七八分，大意是——“别闹了，跟我回去，别蹿到河那边去……”说着说着，老头伸出手，像是在给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理头发。
李砚觉得冷意顺着脊背抬起来。他看着那空座位，突然听见布袋里发出了点细微的声响，像冰里冒出来的气泡。老头的动作也停了，侧着耳朵听了两秒，神情忽然变得惊恐。他猛地拽起布袋，把它抱到怀里，像护着什么活物一样，弯腰快步往车厢那头走去。
走到门口，他回头瞥了李砚一眼，那眼神像是恍惚中认出了谁，又像是在警惕。李砚这才注意到，他的瞳仁呈现出一种淡灰色——那种常年临水临寒的人才有的颜色。
不等他细想，煤炉旁的少年忽然叫了一声：“叔，你东西掉了！”话音未落，地板上滚来一串湿淋淋的铜钱，旧得发黑，正中央连成一线。那老头却像没听见一样，一头扎进了隔壁车厢。
李砚弯腰拾起那串铜钱，冰凉的触感立刻渗入骨头，他猛地一愣——铜钱的孔里，嵌着一粒干瘪的水草。那水草他见过，小的时候，他曾在寒河的冰面下捞上来过一握，那会儿它还鲜绿柔软。
车厢再度安静下来，只有铁轨的节奏在地板下颤动。李砚握着铜钱，心里升起一种很久没出现的感觉：他在离家多远的地方，寒河似乎都能找到他。
火车在寒河北的小站停下时，外头的风一涌进来，带着刺骨的腥甜味。东北的冬天，风会卷着雪粒打在人脸上，像无形的针。站台上没人，只靠一盏昏暗的黄色灯泡亮着。一名穿棉袄的妇人站在离月台尽头的位置，手里提着一只旧式的煤油灯。她的脸被围巾遮去大半，只能看见一双发红的眼睛。李砚下意识望过去，那妇人也望着他，灯火一晃，像有个小小的人影从她脚边擦过去，钻进了车下的夜色里。
列车笛声拉长，车门关上，长长的车身缓缓开动。李砚回头看站台，那妇人己经没了，灯却孤零零夜里亮着，在雪地上拉出一条细长的光线，延伸进不知尽头的风里。
风声被甩在车后，列车的灯光一路拖着，像被风撕得零碎的纸片。李砚收回目光，铜钱还握在手里，指腹触感冰凉得过分，那水草硬邦邦地贴在钱孔里，像是一只的眼睛。
他盯着那串铜钱出神，不知哪会儿睡过去。等他被摇醒时，窗外黑得更深，隔着玻璃能看见雪地在路灯下闪，像一层蒙了灰的鳞。
“到站了，终点站。”列车员声音带着北方特有的沙哑。
李砚拎起包，走下了铺满冰渣的台阶。寒气立刻堵住了鼻腔，肺里像灌了刀子。
站里几乎没人，只有一辆老式解放牌卡车停在边上，排气管喘着白雾。车边的男人戴着羊皮帽，看到李砚后冲他挥了挥手。
“李砚吧？我是你崔叔派来的——走吧，外头忒凉。”
男人姓赵，是崔大力的远房外甥，说话利索，伸手就帮他接过皮包。李砚下意识攥紧，摇头：“我自己拿。”
卡车很旧，坐垫的棉花从破口处挤出，踩油门时发动机发出喉咙哮喘般的声音。车灯照出前方的路，雪粉被车轮压成两道硬痕，黑暗在路两侧紧贴而行。
一路上，赵三断断续续说着：“你爹是上周出事的，哪天正好下着雪，他一个人去河边……回来的时候就不行了。崔叔说，不像是自己掉水里。”
李砚眉心一紧：“那像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