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是我人生关键的一年。我的好友谢宝康小道消息灵通，因为他的哥哥是党员——市西中学团委书记。谢宝康私下告诉我说：有种人是根本没资格考大学的。
听了这话，我不相信。
我天真地认为，国家不会抛弃这些要求上进、愿意用自己的青春和才能为祖国服务的青年的。然而，在报考中国人民大学被误导、被欺骗、名落孙山之后，我被上海师范学院录取，但不是本科，而是专科。大概就是我成份不好、有海外关系的缘故。特别是那份“反右”运动后对我的“品德评语”，害我了。
果然，不幸被谢宝康同学言中。我的好友洪丕柱也被上海师范学院录取，进了数学系专科班。他之前一心想着报考交通大学，对于上海师范学院发来的《录取通知书》极不开心，准备放弃，明年再考。
谢宝康考取中国纺织大学（后改名：东华大学），张崇棣则进了上海同济大学。
9月12日，即报到的前一天，我再次去洪丕柱家，继续和他磨嘴皮，磨了一个下午。
我说：“第一，人的青春都很宝贵，绝对不能浪费；第二，人生的道路很漫长，以后还会有机会改变（他比我小一岁，虚岁18）；第三，明年再考，你并不具备优势，因为你不是应届生，而是历届生了。”
洪丕柱母亲名叫丁友如，她是一所小学的教导处主任。她在一旁没立即表态，而是认真听她儿子与我对话。
洪丕柱的父亲名叫洪洁求，他是上海外语学院法语系教授，因历史问题己被校方辞退。年轻时曾留学法国，精通法国文学，在报刊上时常发表关于法国文学的评论文章。这些评论文章，洪丕柱都给我看过。他把这些散在各种报刊上的文章剪贴在一个本子上，故而保存得比较完整。
洪丕柱的父亲洪洁求不在场，按理说，儿子择校是人生大事，作为父亲他应该第一时间关心。然而，因他们夫妻分居，关心是不可能的事了。
洪丕柱与母亲及兄弟住在愚园路894号，他的父亲则与小老婆住在常熟路108弄8号。至于他们离婚没离婚，我不太清楚。不过，我曾看见过那个小老婆，年纪很轻，不漂亮，但比洪丕柱母亲时髦许多。男人的想法有时是很奇怪的。
洪丕柱没有海外关系。如果有，他肯定要离开这个不需要杰出人才的国家。在班级里，他是白专典型，这是他不能被录取名牌大学的主要原因。他报考交大，交大怎么会收他这个“白专”典型呢？
而我，有强大的海外关系，又真心诚意地想要为祖国、为人民服务——表妹们说我“中毒太深”，主动选择留在大陆，放弃去香港，无疑就是自毁前程，虚度年华。
洪丕柱母亲丁友如最后拍板说：“姚建安，明天你一早来，你们两个人同去上海师范学院报到。”
第二天一早，我带着行李铺盖，早早来到洪家。
我住在西明别墅，即：愚园路576弄3号，与他只相隔一站路，五六分钟便可到达。
我们俩上了一辆三轮车，洪丕柱母亲丁友如支付了五毛钱车资，两个落榜的高中“学霸”，就这样怀着复杂而又失意的心情，向漕河泾桂林路上海师院方向进发，开始了我们人生新的旅程。
洪丕柱于20世纪八十年代末移居澳大利亚，后任“华人写作协会”会长。他经常来沪作报告。我和沈大钟与他聚会过几次。其中一次，秦士兴、金嘉华也参加了。这是后话，
从这一天起，我开启了大学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