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登初一语文课讲台时，古文恰是绕不开的山峦。《木兰诗》的金戈铁马、《乐羊子妻》的清节自守、《口技》的声情并茂、《核舟记》的精雕细琢，这些篇目如珍珠般串在课本里。我给学生立了规矩：篇篇须能熟背。那些晨读时分的琅琅书声，见证他们终究没辜负我这份期许。
党支部书记沈敖生待我的心意，在校园里几乎是公开的默契。寻常新教师报到，不过是全校大会上被简单介绍，起身颔首示意便罢；我却破例两次被他推上发言席，让我对着满堂同事谈教学心得。
毛泽东那句“一个单位，一个学校，没有十几个核心骨干，是办不好事的”，斯大林所言“干部决定一切”，彼时总在我心头回响——沈书记分明是把我往骨干培养的路上引，这份栽培，我怎会不懂。
后来即便遭遇遗憾，也没能冲淡这份感念。
1963年北京文学研究所招研究生，我拿着报名表找到他时，他轻轻摇了头。换旁人或许会怨怼，但我望着他鬓角的霜色，想起那些大会上的提携场景，便把话咽了回去。
学校正是用人之际，他舍不得放我走，这份信任比读研的机会更沉。
我的古文教学能站稳脚跟，终究要感念1962年春那场及时雨。
区教师进修学院开办文言文及古汉语班，我几乎是立刻报了名。
授课的唐伯熊先生己是六旬开外的老教授，戴一副圆框眼镜，讲课时指尖总在书页上轻轻点划。他对我格外上心，课下常拉着我聊《说文解字》，聊桐城派古文的气韵，那些细碎的点拨，如春雨润田。
三个学期的研修一晃而过，到1963年秋结业时，全区46所中学要搞公开教学检验，唐先生在教室里一锤定音：“这次让六十一中学的姚建安上。”
开课前几日，他还特意骑着自行车赶来我校，在办公室里，拿着我的教案逐字推敲，连手势如何配合讲解“旁开小窗”都亲自示范。
公开教学的日子定在我校，那天，连走廊里都站满了外校教师。
我执教的正是《核舟记》，唐先生的辅导此刻全化作了底气——不再是从前照本宣科的干巴巴讲解，讲到“启窗而观”时，我会抬手作推窗状，说到“细若蚊足”便俯身示意，遇着“苏黄共阅一手卷”这样的细节，更是放慢语速细细拆解。那些关键字句，像“因势象形，各具情态”时，我停下来，领着学生反复品读，首到每个人眼里都有了光亮。
下课铃声响起时，我望着台下专注的眼神，心里己自有了答案。
好评果然如潮。评委们翻着听课记录称赞不己，有人特意提起：“姚老师的普通话真清亮，难怪能在区里拿奖。”
消息传到沈书记耳里，他在办公室里笑开了花，逢人便说“没看错这孩子”。这份看重，在更早前就藏着伏笔——1962年春发展大队辅导员陈振川入党的审批会上，青年教师里唯有我被他点名参加。
会上我拿着发言稿起身，声音虽轻却字字清晰：“党的政策讲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陈振川同志成分不好，能走到今天极不容易。他身上的吃苦劲头、公心底色，还有那股灵活创新的工作办法，都是我们该学的。”
话音落时，席间响起细碎的赞同声，有老教师悄悄点头：“这话说得公道，也实在。”
那些年的讲台、会场与研修室，沈书记的提携如春风，唐先生的教诲似烛火，终究把我从懵懂新人，扶成了一个能扛事的教书人。
后来，我利用周末休息时间，去学生家里家访。家访中，遇到了一个后来成为上海市人人皆知的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