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2月下旬，我终于病倒了，患了流行性肝炎。
先是住师院卫生室，一周后，病情加重，出现黄疸，被送进市公费医院（即现在的华东医院）。从3月4日入院，至4月8日出院，共一个月又西天。医生不允许我马上返校，考虑到我体质虚弱，特命我在家休养两周。4月22日始返学院上课。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住院。
那时香烟供应很紧张，在医院，病人们经常为烟票争吵不休。
每次争吵，我都进行劝架、打圆场。虽然这不是我的义务，但我能凭三寸不烂之舌，巧妙化解他们的矛盾冲突。对此，院方特命我担任病房小组长。烟票由我从院方领取，再发放给抽烟的病人，矛盾由此化解。
住院期间，我初次接触了张爱玲的小说，那是一位病人借给我阅读的，还是“解放前”的版本。张爱玲的丈夫胡兰成是汪伪政府时期的宣传部副部长，属于汉奸性质。故而，张爱玲便成了汉奸家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社不可能出版她的书。
我很喜欢张爱玲的小说，但她的代表作《金锁记》寓意太深，我一时难以消化。后来，90年代，我在提篮桥监狱服刑时，她的作品我又反复看了几遍，才有新的收获和深层次的理解。著名翻译家傅雷称其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可见评价之高。
张爱玲文笔优美，气质高雅，她的作品充满了上海味情调。我觉得现在再也出不了这样的海派作家了。至于上海本地女作家王安忆，她的《长恨歌》庶几近之，水平与张爱玲差远了。
……
话题扯远了，继续说我们的班级。
我们班是一个先进班，各项工作走在前头。这都是团支部书记徐俊胜埋头苦干，领导有方，处处以身作则，不搞特殊化的功劳。至于爱搞特殊化的是那个党员班长陶连云，他擅自任命班主任助理，这是违反组织纪律的。试想，一个小小的班长，还要什么助理？“官本位”思想太严重了。再则，大权独揽，处处压过徐俊胜，两人因此矛盾很深。后来校方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把陶连云调走了。黎中城接替他为班长，一切便顺理成章了。
我虽是班委成员之一，但还不是共青团员。我主动打了入团报告，努力争取加入共青团。并且基本上做到一周写一次思想汇报，以此积极靠拢团组织。
在当时，争取入团是当时每个青年要求进步的表现；是牺牲个人利益、投身革命事业的一种崇高的精神追求。
1960年4月，为庆祝列宁诞辰90周年，中共中央借此机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与苏共的论战由此开始。我们集体学习，反复研读，但对其中的背景并不了解。当时中苏分歧在内部暗流汹涌，首到1963年，《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中苏同盟无敌于天下”的神话被打破了。
作为在校学生，我们只是不断学习、讨论，但不求甚解。以我当时19岁的年龄，想要了解深奥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那是要求过高了。我不过是人云亦云、随大流而己。但我是一个学习上的积极分子，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每次学习，我都积极发言，高谈阔论，给团支部很好的印象。当时班内团员占三分之一，非团员占三分之二。两年之中，一共只发展了三名团员，可见当时入团条件之苛刻。
获批时的张木英、陶慧英两位同学，我也被忝列其中之一。张木英、陶慧英是工农子弟家庭出身背景，而我祖辈成分不好，并且父亲又在台湾，有着严重的海外关系，能够入团不容易啊。
拿我三弟姚凯伦来说，他在延安中学时，还是团委宣传委员呢！1961年考取复旦大学物理系，任学生会干部。党支部决定发展他入党，三个入党候选人同时开审批会，想不到姚凯伦政审被卡，组织宣布暂停对他申请入党的考虑，弄得他十分尴尬。
后来，他毕业分配至“华中科技大学”，参加了民主党派，并以民主党派人士的身份当了全国政协委员。这一干就是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当初没能入党反而成全他，后来顺理成章加入民主党。这是他万万没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