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秋，我们进入高三年级，这一年最值得记载的事便是大炼钢铁。
我们高三（2）班首当其冲，成了先锋主力。而我这位校刊记者，第一时间报道了第一炉钢铁的出炉消息。这是由陆明达带头、一些积极分子拼命奋战、同时也是搞了几天几夜的炼钢成果。
1958年10月20日至11月8日，我们高三学生首次下乡，地点为嘉定县黄渡人民公社。为体现革命化、军事化、战斗化，我们被要求整队步行而去。上午8:00出发，傍晚到达，历时八个小时。中午大家休息时，我没休息，利用这时间，坐在一棵大树下写通讯稿。
学生所有行李铺盖是用木船装运。不料其中一条船翻了，被子铺盖全部落水。我担心自己的被子也在其中，故而，写稿时有心猿意马之感。好在事后得知，自己物品幸免于难。至于那些被子落水的同学，真不知道这一夜是怎么过的。
人可以步行去目的地，被子铺盖为何不用卡车装运到那里呢？
到了农村，个别学习成绩突出的同学还有扫盲任务。班主任钱达民老师指定由我来负责这项工作，因为我是校刊编辑，绰号：“文豪”。
那年，华东师大中文系西年级学生来我班实习，班主任钱老师也是指定由我代表班级致欢迎辞。
另外，那场“社会主义大辩论”活动中，我因出色的口才与文采，给钱老师留下很深印象。他曾对我母亲说：“姚建安口才好，文笔也好，在同学当中有号召力。”
1958年夏天，我们接到一项繁重的劳动任务：填平有名的“法华浜”（现在叫法华浜路）。校方指定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担任过新闻记者、现在教我们历史课的葛思恩老师负责办《劳动快报》，而葛老师又指定我为《劳动快报》记者，作为他的助手。我每天写稿，有时一天写数篇。我到处采访，寻找好人好事，给予报道。忙得不亦乐乎，同时风头出足。
那天，我看见初一年级的六个小姑娘搞了一个小茶水站，专给劳动大军供应茶水。其中一个小姑娘看上去极为标致动人。我带着好奇心凑上前去，提出让她们把名字写在我的本子上。五个小姑娘都写了，第六个姑娘就是不肯写。因我观察她许久，她也知道我有意于她，便不好意思害羞起来。
这时，她的班主任老师正好走过来，听完我的简述，便指着我对她们说：“他是《劳动快报》记者，你们把名字写给他，没关系的。”第六位小姑娘这才羞羞答答、工工整整写下自己的名字：“刁人玲”。
第二天，“小小茶水站”一文见报了。六个小姑娘的名字均在其中。刁人玲从此对我也有意思，但我却望而却步了。
为什么呢？因为我不喜欢她姓刁。沪剧《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那个刁德一多坏呀！（《芦荡火种》是1958年秋开始排演。可能是该剧编剧对“刁”字无好感而故意取这个姓）。我整天念叨着：“姚刁成亲”。因为“姚”与“刁”都是“ao”韵，倒是一种巧合。但我还是不喜欢她这个姓。考虑再三，我最终决定忍痛割爱。
刁人玲不知道我对这个姓如此忌讳和反感，还一本正经地向我表示好感。填平法华浜劳动结束后不久，学校举办了一次文艺公演。我与张崇棣、洪丕柱坐在一起看文艺表演。
这时，刁人玲带着两个女生向我们走来。她故意站到我面前，找我搭讪。我只要站起来，把张崇棣、洪丕柱向她们介绍一下，我们便可以一起看节目或退出会场，三对人去校外荡马路，但我没有这样做。
因为就在前几天，我己果断作出决定——坚决反对“姚刁结亲”这个决定。这真是一个傻瓜、白痴、智障少年的想法啊！而她是多么动人可爱、豆蔻年华的小姑娘啊！
刁人玲刚从初一升入初二，而我是高三生。她比我低西个年级，应当是1945年出生。我18岁，她14岁。这不是天生一对、地成一双吗？我没有理睬刁人玲，假装不认识她。张崇棣、洪丕柱不知就里，这三个姑娘只能失望而去。
就这样，这等好事被我稀里糊涂地错过了。这可是我第一次对女生产生好感，也可以说是情窦初开啊！却以这种方式失败而告终。对不起了！好姑娘，刁人玲，我姚凯文欠了你一笔感情债。请原谅我的无知与草率。人家是以貌取人，而我却以姓名来定终身。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这是我处事缺乏经验，刚愎自用，简首不可救药。
1958年秋，《解放日报》头版一篇报道使“延安中学”声名大振，由此成为市重点中学。恰巧此时，我写了一篇《我的安老师傅》，文章是写我在勤工俭学中遇到一个老师傅，他如何努力工作。稿子完成后，我投给《文汇报》。
《文汇报》决定采用，采用前打电话到我校来核实情况。钱达民老师兴冲冲奔过来问我：“稿子是否属实？”
猜猜我是怎样回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