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先生是被警方急匆匆叫去的。
走时那锅饺子还没有开——他只能熄灭了火，由着它们像浮萍一样飘荡在浑浊的水中。
他揣着一只保温桶，里面飘着半熟的饺子，他不知道自己这是要去干什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会由警方打来这个电话。
那顶由太太亲手织的红色帽子，成为唯一的见证者。
警方用文字复述着教授对钟念念的侵害——把帽子下沿拉下来，遮住受害人的眼鼻，在背后对受害人进行了……
后面的文字z先生看不下去了，旁边还有更多的证据提醒着他事情比想象的还要严重：钟念念臀部、腿部的抓伤痕，提取的体液，伤口的鉴定。
对钟念念的询问几乎无法进行下去，只要穿着制服的人一走近他，他就会惊慌失措地说：“我知道，我知道。是，是三个小孩，一个在洗脸，一个在刷牙，一个……一个在，老师，我知道！”嗓子都喊破了音。
z先生带着钟念念从警局落荒而逃时，保温桶和那顶针织帽都丢在了那里。钟念念从此害怕极了红色，只要见到红色的物品，就无法受控地颤抖，“不喜欢红色！疼！太疼了！”
6
“也不知道那孩子怎么样了。”
袁野有一年多没有那个女孩的消息了。据妻子的姐姐说，很有可能是被家属悄悄接走了。
“这样的事每年都有的——孩子病的时候，家属躲起来。情况好一些了，就让孩子自己跑出去。”妻子的姐姐对这件事有点困惑，“只是，那孩子，怎么说呢……没有轮椅的话，很难自己走太远。”
妻子倒是对这件事无所谓：“跑就跑了吧，能跑了总是好事，在医院住了也有十年了，孩子总算等到家属来接了。对吧？”
袁野耸耸肩，他心里有种不好的预感——在决定资助这个孩子起，他查过不少资料，知道这种病的生存期不长。他本想大咧咧地告诉妻子，孩子很可能已经没了。但是听到妻子和姐姐用那种柔软的声音在说话，他就收回了自己的判断。
他把时间留给妻子和姐姐，自己在走廊上徘徊。
外面正好是下班时间，有警车钻进密集的家属楼，有放学的孩子在追逐打闹，也有人在地上扫起一朵干枯的小花。
他从八楼的窗台上收回脑袋，疑心有人在病房里放歌。
“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
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
你问我看见了什么
我说我看见了幸福
……
我不能走我也不能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