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是最难熬的时候。
天气预报每天都挂着个雷暴预警，跟画饼充饥似的，但雨就是不下，让整座城市都浸在一只巨大的蒸笼里，连空气都是黏糊糊的。
房子里那台用了四五年的空调吼得比谁都凶，吐出来的冷气却跟个痨病鬼一样有气无力。
我和小姨的关系也像这悬而不落的雨，绷在一个高热的临界点上，就差最后一根稻草。
结果那根稻草是我自己递上去的。
我病了。
起初只是喉咙发干，脑子发沉，我以为是通宵打游戏，加上对着屏幕里那些此起彼伏的奶子撸多了的后遗症，没当回事。
直到半夜被骨头缝里钻出来的那股热气给活活烤醒，我才意识到事情不对劲。
体温计上的红线顽固地停在39。2℃，像一个落井下石的惊叹号。
恐慌瞬间就把我给淹了。在“疫情”这个词能让整栋楼都神经紧绷的时期，发烧就等于在脑门上盖了个“危险品”的戳儿。
我不敢告诉小姨。凌晨三点，我跟个做贼心虚的耗子似的溜下床，把自己关在卫生间里，用冷水一遍遍地冲脸，妄图把那股热度压下去。
镜子里，我脸白得像张宣纸，嘴唇却烧得发红，眼神涣散。
我真切感觉到了什么叫害怕。
第二天，我脑袋顶着冰凉的桌面，听着屏幕里那个物理老师南腔北调的普通话，跟和尚念经一样，一个字儿听不懂，就在脑仁那块来回撞。
我估摸着自己快不行了，这屋子连带着整个世界，都在一圈一圈地往下水道里转。
小姨发现了我的不对劲。
她端着盘切好的西瓜进来，看见我这副要死不活的样子，眉头就拧成了一个疙瘩。
“喂，你脸怎么跟猴屁股似的？”
她那只手还带着刚切完西瓜的凉气，往我额头上一搭，随即就像摸了电门一样缩了回去。
“你发烧了！”
她声音里头一回没了那种逗猫逗狗的懒散劲儿，又尖又细，把我都吓了一跳。
我脑子里那根弦“嘣”的一声就断了。
后面的事就像一台接触不良的老电视，画面一帧一帧地跳。
前一秒还天旋地转，下一秒后背就结结实实地砸在了床上。
耳边是抽屉被粗暴拉开的声音，药盒子被翻得哗啦乱响，然后就是一股酒精味。
冰毛巾糊上来的时候，我宛如一条被扔上岸的鱼，猛地哆嗦了一下。
客厅里，小姨的拖鞋在地板上磨来磨去，好似一只被踩烂了导航芯片的扫地机器人，只会原地打转。
她的声音穿过门板，被压得又扁又平，但那股子焦躁却硬往我耳朵里钻。
“喂？社区……我外甥……烧到三十九度多了……什么？不能去……那怎么办？在家等？”
电话挂断。
世界安静下来，静得我能听见她在那边划拉手机屏幕的声音，一下接着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