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时“闯空门”，瘪四最讨厌看到这种锁。门缝就那么细，什么工具也伸不进去。唯一的开门方法就是硬撞，把门上锁住的卡扣撞下来。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简直像是刚入行的小蟊贼手法。而且还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声响。“闯空门”时勉强还算安全，此刻夜深人静，这么一撞，恐怕不单是李学强，街坊四邻都得立刻惊醒。
万般无奈之下，瘪四只得放弃。出得门来，他终究还是不死心，围着楼栋绕了一周，忽然发现东侧的窗户没拉窗帘。
他从车棚里搬出一辆落灰的自行车，贴放在墙根下，小心翼翼地踩上去。一眼望去，大喜过望。借着朦胧的月光，能看到窗户没关严，床上躺着一个模糊的人影，墙边和白天一样堆叠着录像带。窗边就是书桌，工作证静静的躺在桌面上。
眼看心心念念之物就在眼前，可隔着铁栅栏，根本没法伸手去拿。瘪四急中生智，返回大路，在行道树上撇下一根细长树枝，折断分叉的枝干。又从垃圾桶边揭下一块已经变硬的口香糖，扔进嘴里重新嚼软了，打算黏在树枝枝头，像儿时捉树上的蝉一样把工作证粘出来。
他含着口香糖回到窗前，估算了一下距离和树枝的长度，觉得把窗户再开大点才能够得到。于是他从栅栏的间隙捅入树枝，试图打开窗户。没想到这一举动激起了“哗啦啦”的一连串声响，书桌上堆叠的录像带像雪崩一样全倒了，静夜中有如拉响了防空警报那么刺耳。
瘪四大惊失色，脚下一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又是一阵大动静，隔壁楼栋传出狗叫声的共鸣。他不敢逗留，立刻逃离现场。
两分钟后，他摸入附近一栋五层的住宅楼，从楼道窗户远远观察李学强家，只见二、三楼有两户亮了灯，可李家卧室的灯始终没亮。他这才放下心来，可也没有胆子再去偷工作证了。他心存侥幸，想着反正李天赐那小孩好忽悠，不如明天白天再去。
可谁知第二天下午再上门时，李学强家门口已经围满了警察。瘪四心知大事不妙，立刻动手开始了逃亡准备。
往后的事，就与瘪四父子无关了。有两个毛头小子闯入现场，成了撬锁的替罪羊——这事我自然早知道了。郑坤转述的遗言也到此为止。
就我个人的感觉而言，更愿意选择相信郑坤，或者说相信来自“瘪四”的说法。他的描述很详细，现场的细节和我记忆里的丝丝入扣。我甚至突然回忆起了当年确实从窗外看到了桌上有张塑料卡片。想必就是“瘪四”所遗失的假工作证了。
可只有一个微小的细节对不上。
最初觉得是我或者瘪四之中有人记错了，或者是郑坤转述错了。但细想之下越来越觉得不对劲。那是人人都在意的地方，不可能是因为记忆偏差或叙述有误导致偏离的。
难道真是“瘪四”说了谎？我就这样的可能性思索良久，但终究无法相信。找不到他临
死前还向儿子说谎的理由，在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上说谎的理由。而且人死罪消，郑坤也没理由编造事实为父亲脱罪，谎言只会让他在审讯中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
公园的草坪上有个女孩子正在放风筝。今天的风力不强，她的放线手法也不是很熟练，风筝很快失去了动力，一头栽落下来，卡在了一棵香樟树的树冠上。
女孩来到树下，用力拉扯风筝线。风筝卡得很牢，细线在阳光中紧绷着，终于支撑不住断掉了。
一道闪电般的灵感在脑中闪过，我感觉到了什么，仿佛被人抓住肩膀摇晃，长期休眠的记忆睁眼苏醒——我想起了高阳和他的鱼线实验。
找到突破口后，破案的线索像是大坝决堤一样蜂蛹而出。十三年来的四起命案像是项链上的珍珠，被线索串联在了一条线上。扑面而来的真相仿佛爆裂的烟花，在心里频繁升空，让我不自觉地颤抖不已。
好不容易冷静下来后。我掏出手机给那个叫杨春晖的记者拨了电话，手指不听使唤，按错了好几次才拨通。对方好像正在吃饭，对我的意外来电很不耐烦的样子。
“我搞清两起密室谋杀案的真相，以及凶手是谁了。想不想来个独家报道？”我说。
第二天下午，记者杨春晖从外地赶来，和我在高铁站见了面。我领他坐上出租车，直奔李家老宅。
再次到达老宅门口。与上次来时不同，胡同里家家户户都紧紧地关上了门窗，一个人也不见。一楼楼道口封住了，围了好几道代表禁止入内的黄色塑胶带。
我弯下腰，微微掀起塑胶带，从底下钻了过去。杨春晖却在外围停下了脚步。
“这样不好吧？”他犹犹豫豫地说。
“放心，我已经征得房屋主人的同意了。”我晃了晃手里的钥匙。
昨天我在警局门口和李子桐见了一面，婉拒了她提出一起回上海的邀请，理由是自己有事要多留两天。另外我还撒了个谎，说自己有东西落在老宅了，想抽空去拿一下。
李子桐向警方索要房门钥匙，被当场拒绝了。虽然现场调查早已结束，但警方想在结案前尽量保留现场原状。不过李子桐的律师打电话抗议后，他们还是交付了钥匙。
“好吧。”被告知了钥匙的来历后，杨春晖依旧没有挪动脚步，“不过在进去之前，我想把话问清楚。如果你真搞清了凶手是谁，为什么没报警，而是选择透露给我呢？”
“这可是你们媒体梦寐以求的第一手消息啊，你不会希望我先报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