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谈判，亦是以失败告终。
听说高层连夜来了人，找宁乾洲。宁乾洲只说了一句，“管不住。”
高层拍着桌子，发火。
宁乾洲叼着烟，“我试试。”
我躲在门外偷听，以为宁乾洲要阻止我了。
可他没有。
所有的压力都没到我这里，他只字不提，拦截了所有的干扰，看到我的时候，一如既往寡言冷淡。
第三次谈判，我做了让步，洋人也做了让步。
他们要四成。
我只给两成。
最后两点五，达成。
因为之前听判官说“羊毛出在羊身上”这种言论，我谨慎地在合同条款里加上了车票价限定区间，设立了上限，不许将百姓坑太惨。
最终洋人骂骂咧咧签了合同。
毕竟他们不签，我就找别的团队签。
我们国家拥有自建铁路的能力。
一场没有技巧，棱角分明的谈判，却赢得了现场最热烈的掌声。像是打了一场胜仗那般，媒体大肆宣扬，民众自发游街喝彩！
我其实还是懵的，做这件事之前，我想要一战成名。可是整个谈判过程中，我完全陷入了那种倔强较真的情绪里，强迫症似的无法妥协，顾不得会不会谈崩了。
不能忍受洋人对我们的欺辱践踏，更见不得利益集团不顾民众生死的压榨。
收集的大量资料证明，我们有能力自投自建，这便是我们的底气。
没有退让的必要。
突然一下子，便在全国知名了，以一种万民追捧的爱国者正面形象家喻户晓。
判官说，我是新的精神领袖，是很多女性的风向标。
说我是民意的发泄口。
说各方势力都会拉拢我，只要我给谁站台，谁就会赢得最大程度的民众支持率。
我像是一种民众认定的政治正确。
那些势力想借用我的影响力洗白自己。
生活，陡然就忙碌起来。
收不完的邀请函，饭局应接不暇，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下邀请，甚至有大财阀沈家老爷子。
似乎陷入了一场抢人大战里，蔡老先生笑着给我打来电话，直夸“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