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和美国人说，你要开口说话，他们才会了解你。这种要求真是荒谬。人类也好，伞菌也好，它们的生长方式都不是这样的。大家似乎认为这一点十分重要，好像没有它，其他人就真的理解不了似的，大自然似乎只是保留一种理解的程序。似乎是自然可以供养四足动物，但是无法供养鸟，可以供养爬行动物，却供应不了飞禽。似乎只有牛听得懂的呼嘘声才是最优秀的英语；似乎只有愚蠢才能保证安全。其实我最大的担心是我的表达不够过分，无法脱离日常生活的限制，如果是那样的话，就根本不可能真正表达出我所坚信的思想。
夸张吗？这就要看你所处的境地了。
漂泊的水牛去另一个纬度找新的牧场，并不比奶牛在喂奶时踢翻了铅桶，跳过了牛栏，奔到小牛身边更过火了。
我觉得在一个没有限制的地方说话，就如同一个人醒来之后和别的醒着的人说话，因为我知道，表达真正意义的基础就是要过分。谁听到一段音乐就害怕自己会永远说话说得过火呢？为了未来或未来的事物，我们不要生活得太紧张，表面上不要外露，轮廓不妨暧昧些，朦胧些，正如我们的影子，对着太阳也会不知不觉地汗流浃背。我们真实的语言容易蒸发掉，常使一些残余下来的语言变得不适用，他们的真实是时刻改变的；只有它的文字形式还保留着。表达我们的信心和虔诚的文字是很不确切的；它们只有对卓越的人，才会如乳香一样，意味深长。
为什么要屈从于粗暴的知觉，而称之为常识，加以赞许呢？最普通的常识就是睡觉时所想的东西。打鼾则是它的表达方式。有的人偶然起一次早床，结果他就会挑剔晚霞。据说“他们认为，卡比尔的诗有四种不同的内涵：幻觉、精神、才智和吠陀经的通俗教义。”但是，如果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的著作有超过一种的解释，人们就会一起责备它。英国努力防止土豆腐烂，难道就不想办法医治一下头脑的腐烂？而后者如此盛行，如此致命！
我并不认为自己变得晦涩难以理喻。可是，如果我从这些书页上找出来的致命的缺点不比在瓦尔登湖冰上找出的多的话，那我就相当自豪了。你看南方的冰商人不喜欢它的蓝色，似乎觉得它是泥浆，事实上这正代表着它的纯洁，相反，他们更喜欢剑桥的冰块，这种冰虽然是白色的，但却有一种水草的气味。人类喜爱的纯洁，就像笼罩大地的雾，而不是蓝天。
有人嘀咕说，我们美国人和一般的近代人，跟古人比起来，甚至跟伊丽莎白时代的人比起来，都是智力上的侏儒。这是什么意思？一条活着的狗总比一条死去的狮子强啊。难道一个侏儒就该上吊，而不是努力成为侏儒中最高的人？每个人都应该管好自己的事，尽他的一分职责。
我们为什么要这么急于成功、急于发展事业呢？如果一个人无法与同伴保持一样的步伐，那是因为他听到的鼓点不同。让他跟着自己听见的节拍走吧，不管韵律怎样，也不管远近如何。他的成熟是否应该像苹果树或橡树一样迅速，这无关紧要。难道他该把春天变成夏天吗？如果环境还不成熟，难道要替换环境吗？我们不应把自己的船撞在虚构的现实上。难道我们要艰难地在头顶上搭建一个蓝色玻璃一样的天空，完成后，却凝望那更遥远的真实天空，把前者视做并未建立过一样？
库若城有一位生性追求完美的艺术家。有一天，他突然想做根手杖。他想，“时间”是一个破坏作品完美的因素，而完美的作品是应该超越时间的。于是他对自己说，哪怕这辈子只做这一件事情，也要让这根手杖十全十美。他当即去森林里去找木料，想着坚决不用不合适的材料。他四处寻找，木头一根又一根地被他淘汰，友人们一个个地离他而去，因为他们在各自的工作中渐渐老去，走向坟墓，可他一点也没有变老。因为他专心致志，十分虔诚，所以他在无意中留住了永恒的青春。
因为他不屈服于时间，时间就只好让路了，叹息着，对他无能为力。他还来不及找一根合适的木材，库若城就化作一堆废墟了。于是他坐在废墟上削着树皮。他还没削出形状，坎达哈王朝就走到尽头了。
他就用木棍的尖在沙子上写下了这个民族最后一个人的名字，然后重新工作。等他把木棍刨平磨光后，卡尔珀已经不再是北极星了；他还没有为手杖套上金箍、还没有镶上宝石，梵天已经醒醒睡睡多少次了。
可是我为什么要提及这些事情呢？
当艺术家完成了最后的润饰，眼前忽然一亮，这根手杖变大了，成为梵天的创造物中最完美的作品。他在创造手杖时，也就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制度，一个完美的、和谐的世界，尽管在这个世界上，古老的城市和王朝已经不复存在，但是更完美、更壮观的城市和王朝出现了。
这时，他看着脚下一堆堆依旧新鲜的木屑，就觉得，仅仅从他和他的工作来说，消失的时间仅仅是一个幻觉而已，时间并没有消失，就像梵天的脑海中闪烁的思想，瞬间点燃了凡人脑中的蜡烛一样。无论是材料，还是他的艺术，都是纯洁的，莫非这样的结果还不神奇吗？
不管我们如何修饰事物的外表，都不如真实的东西那样有益于我们。经久不变的只有真理。我们大多数时候处在虚幻不实之中，与真实的自己并不一样。我们生来就意志薄弱，置身于自己所设想出来的情况里，因此，处在两种情况之中，若要从中抽身，也就加倍困难了。我们清醒时只关注事实或实际情况，只说自己必须说的话，而非别人认为要说的话。任何真理都比虚伪好。
补锅匠汤姆·海德站在绞刑架下时，有人问他是不是要说什么，他说：“告诉裁缝们，在缝第一针之前，一定要给我打个结。”而他的同伴们的祈祷早被人遗忘了。不管你的生活多么卑微，都必须勇于坚强地面对生活；不要逃避，不要谩骂，因为它坏的程度还比不上你。你最富有的时候往往就是你最贫穷的时候。挑三拣四的人，即使在天堂也照样挑剔。爱你的生活吧，尽管贫穷。即使在贫民院，你也可以拥有快乐、激动、荣耀的生活。洒在富人宅邸的阳光，与洒在穷人窗棂上的一样明亮。所有人门前的积雪在春天一样融化。
我觉得，一个恬淡的人，在贫民院的生活与在宫殿里的生活是一样的，他永远快乐、幸福。你没必要总是自寻烦恼，翻来覆去寻找新花样，无论是新衣服还是新朋友，都是如此。翻出陈物，回归旧物，事物没有变，改变的是我们自己。你可以卖掉衣服，却要保留思想。上帝将看到，你不需要交往。如果我整天像一只蜘蛛一样，被限制在阁楼的一角，可只要我还有思想，那对我来说，世界还是那么大。哲学家说：“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不要急于求发展，不要被太多的影响捉弄，这些全是浪费。
卑贱像黑暗那样折射天国的光芒。我们被贫穷与卑贱的阴影包围，“可是，看！创造使我们的眼界开阔。”经常有人提醒我们，就算我们拥有克洛索斯的财富，我们的目的和生活也还是一样。况且，你如果受贫穷所束，例如你无法购买书报，那你也只是被局限在最有价值、最富生机的经验中：你被迫应付那些产糖最多，淀粉含量最高的物质。生命在最接近骨头的地方最甜美。你不会去做那些没有意义的琐碎之事。上层人宽宏大度，下层人不会有任何损失。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灵魂的必需品无须用金钱来购买。
我住在铅墙的一角，那里已灌入了钟铜的合金，所以午间休息时，外面常常会传来嘈杂的叮当声——这是同代人的喧闹声，街坊告诉我，他们常邂逅名士名媛，在餐桌上碰到那些名门贵族。只可惜，我不再对这类事情感兴趣，就像我对《每日时报》的内容不感兴趣一样。一般的趣味和谈资总是关于服装和礼貌，只是不管怎么打扮，鹅终究是鹅。他们也跟我说德克萨斯州和加利佛尼亚，英国或印度，佐治亚州或马萨诸塞州的某位大人物，可这一切都是过眼云烟、瞬息即逝，我几乎要从他们的院子里逃跑，像马穆鲁克的省长那样。我喜欢我行我素，不喜欢虚浮、炫耀、招摇，就算可以，我可不愿意跟这个宇宙的创造者并肩而行——我不喜欢在这个浮华、焦躁、紧张、喧闹、无聊的19世纪生活，我宁可站着或坐着思考，让时光从身边流过。
人们在不停地庆祝什么啊？他们都参加了某个事业的筹备委员会，随时预备听人家演说。上帝只是今天的主席，韦伯斯特是他的演说家。那些强烈地合理地吸引我的事物，我爱衡量它们的分量，处理它们，向它们转移；决不拉住磅秤的秤杆，来减少重量——不假设一种情况，而是按这个情况的实际来行事。旅行在我能够旅行的唯一道路上，在那里没有一种力量可以阻止我。我不会在奠定坚实基础以前就造拱门而自满自足。让我们停止玩冒险的游戏，所有的事物都需要有个坚实的基础。我们读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旅人问小孩，前方的沼泽地是硬的吗？男孩回答说，是的。但是不一会儿，旅人的马在刹那间就齐腰地陷进了沼泽，他便对小孩说：“我记着你说它是硬的啊。”“我是说过啊。”男孩回答，“可你还没走到它的一半深啊。社会的沼泽和流沙也是一样，但是，知道这件事的人就是一个大孩子了。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思想、语言和行为才是正确的。我不会像傻子那样，只把钉子钉到木板和泥墙里，这会使我整夜睡不着觉的。给我一把榔头吧，让我找找钉板条，不要依赖表面上涂的灰浆。要把钉子钉到底，让它牢牢地钉紧，这样，即使我半夜醒来，也会觉得满意的——这样的工作，即使把缪斯请来看，也不会为之感到难为情的。上帝这时也会帮助我，也只有此时才会帮助我。让钉进去的每一根钉子，都成为宇宙这部机器的铆钉，持续地这样工作下去。
我不需要爱，不需要金钱，也不需要名誉，我只要真理。我坐在餐桌前，对着丰盛的饭菜，充足的美酒，完美的服务，但就是看不到真诚和真理。这样，当我离开这简陋的餐桌时，我还是很饥饿。这种接待像冰一样冷酷，我想根本不用冰就可以把它们冻起来。他们对我提到酒的年份和美名，但我却想起了一种更古老、更纯、更有名的美酒，但他们没有，而且也买不到。这些所谓的风格、房屋、花园、“娱乐”，对于我都是一文不值的。我去拜访国王，他却让我在大厅里等待，似乎说明他已不能招待客人了。我有一个邻居，就住在空心树里，他的行为就像国王。我如果去拜访他，可能所有的一切会好一些的。
我们还要在门廊里坐多久，练习这些无聊、陈旧的仪式，让所有的工作变得无比荒唐呢？似乎一个人每天早上起来都要苦修，还雇了一个人给他种土豆；到了下午，抱着预先想好的善心出去实现基督的博爱！想想中国人的自以为是和人类停滞的傲慢。这一代庆幸自己成为望族的最后一代；而在波士顿、伦敦、巴黎、罗马，他们拥有悠久的历史，只要谈起它们在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的成就，就会觉得自满。到处充斥着哲学协会的记录和对伟人的赞颂！只有仁慈的亚当在思索自己的德行。“对，我们完成了伟大的事业，唱起圣歌，我们将永远存在。”或者说，只要我们不遗忘它们。古代亚述还有很多学术团体和杰出的人物，但是他们现在在哪里呢？我们这些年轻的哲学家和实验家，还多么幼稚啊！
我的读者中，还没有人有过完整的一生。这只是人生的春天啊！尽管我们得了7年的疥疮，但是我们还没有见过康科德17年的蝗灾。我们知道的只是我们生活的地球上的薄膜。大部分人还没有潜到6英尺深的地方，也没有跳到6英尺高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我们甚至有一半的时间在睡觉。但是我们还自以为是在地面上建立秩序。是的，我们是深刻的思想家，有远大的理想！我站在森林里看见昆虫爬在松针里，想逃避我的视线，我禁不住自问，它为何如此谦逊，想避开我，我可能还会帮助它，给它的族类传递一些快乐的消息，这时，我想起了更伟大的施主和智者，他们也在注视着我这只虫子。
这个世界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新事物，而我们却忍受着荒谬的愚蠢。我只是想说，即使是在最开明的国土上，人们还在接受什么说教：快乐和哀伤的言论是鼻音哼出的赞美诗的叠句，我们的信仰只是平凡而简单的东西。我们觉得只要换换衣服就可以了。据说大英帝国地域宽广很受尊重，但是美国则是首屈一指的强国。我们不相信每个人的后面会有潮水的涨落，让大英帝国像木片那样漂浮，如果他想这样的话。谁知道下一个17年的蝗灾在什么时候发生？我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政府并不像英国，他不是在酒宴之后，通过喝酒聊天建立的。
我们身体中的生命像河里的水。今年它可能涨到空前的高度，淹没干枯的高地：今年也可能是多事之年，所有的麝鼠都会被淹死。我们不一定都能生活在干燥的土地。我看到遥远的内陆，有一些河岸从古到今一直被河流冲刷，但科学家们甚至还来不及记录它的水位。
在新英格兰，有一个流传很广的故事，每个人都听过：一只健壮而漂亮的虫子，在一张破旧桌子的干燥的面板上爬出来，这张苹果木桌已经有60多年了，放在一位农夫的厨房里，首先在康涅狄格，后来在马萨诸塞。这只虫子是从一个卵里孵化出来的，这个卵还是多年以前，当树木还活着的时候寄居在树干里的——你只要数一下树木的年轮，就可以知道——人们连续几周都听见他在里面咬东西，可能是水壶的热量使它孵化。
听了这个故事，谁不会对复活与永生更具信心了呢？虫卵最初藏在一棵青绿、活生生的树木白木质中，树木后来逐渐风干，成了虫卵之墓。谁想得到埋在层层年轮之下的虫卵，在一个完全枯槁的木头里待了漫长的岁月之后，竟孵化出这样一个美丽、带翼的生命呢？也许它已经咬了几年之久，使那坐在欢宴的餐桌前的一家子听到声音惊慌失措——在世界上那些最普通、由别人所赠予的家具，会以外地出现美丽的生命，让他终能享受美好的夏日生活！
我并不认为那个约翰或乔纳森这样的普通人都能懂得这些。虽然时光流逝，但黎明却始终不会到来，这就是明天的特性。让人目眩的光芒，犹如黑暗。唯有我们觉醒之际，天空才会破晓。破晓的，不仅是黎明。太阳，只是一颗晨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