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解释假说并不是真理时有一段名言：“哥白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这个假说尽管有99%、99。9%、99。99%的可靠性，但毕竟是一种假说，而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数据，不仅推算出必定还存在一个尚未知道的行星，而且还推算出这个行星（海王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了这个行星的时候，哥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可见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我们不想实事求是，而是客观实践还没有到这一步。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在氧气没有发现以前，人们认为燃烧是因为物质里有“燃素”，到拉瓦锡认真观察实验之后，才知道不是什么“燃素”而是氧气在起作用。在开普勒以前，人们认为行星绕太阳按圆周轨道运行，经开普勒的深入观察计算，指出行星运行轨道不是圆周而是椭圆。并不是拉瓦锡、开普勒以前的人不想实事求是，是客观实践还没有成熟。1976年10月，逮捕了“四人帮”，大家急着让小平出来工作。叶帅说：“不能急，要不真成了宫廷政变了。”现在我们都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殊不知就在这次会上通过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规定“不许包产到户”，四中全会才进了小小一步“不要包产到户”。实践之履在艰难前行。小平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大提出“市场经济体制”、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十七大提出“科学发展、四个建设”，不是以前不想提，实践要一步一步来。
科学研究常有假说，社会科学方面常有先进的理论。就是说，人们从理论上已经可以推出某一规律，但是在实践没有检验之前，仍然不敢下结论。爱因斯坦1905年就推出质能互变公式，但到1945年第一个原子弹爆炸，才证明这种互变引发的巨大能量，中间又经过了四十年的艰苦实践，也就是说他们小心谨慎，实事求是了四十年，终于求得真理。
马克思、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以后又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系列设想。在这之后的一百六十年间，世界上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试验（实践）。苏联东欧是一支，建立社会主义七十四年后又垮掉了。北欧社会民主党的试验是一支，过去我们不承认，现在看来，值得总结。中国几经曲折，走上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见要逼近真理，其间隔着一个多么漫长的实践过程。这时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恩格斯当年设想的社会主义已经有了很大的差别，将来的社会主义还会有更大的差别。这是理论与实际的误差。修正这种误差只有靠实践，谁也不要奢望省略它，超越它，一步跨到共产主义。
我们第一，要尊重实践，特别是要尊重广大群众的社会实践；第二，要耐心，千万不能犯急性病，不能妄图缩短甚至跨越实践。轻易不要提什么“跃进”“一天等于二十年”之类的口号。
六、自满阻力——唯我独尊，听不进意见。
人一自满，便不能实事求是，而是自以为是。凡这种人大都有知识，有经验，而且还很丰富。当他的知识、经验在胸中胀满时，便要以我为标准了，好像一个富翁，财大气粗，什么也瞧不起。我们平常说要虚怀若谷，就是时时把你的胸怀空着，准备接纳新事物，接纳未知的东西。你自以为大，店大欺客，主观欺侮客观，反过来必定自己受欺，客观事物决不会向这种人**真情。这种人在当初可能曾经实事求是，但当他取得一点知识，有一定经验之后就渐渐变得骄傲自满，变得故步自封，滑到了唯我独尊的深谷。
历史上因过分自信而导致失败的例子很多。《三国演义》上马谡失街亭、关羽失荆州都是由于过分自信，脱离了战局的实际。李自成也是个自满的典型。毛泽东同志曾劝人读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李自成在夺取政权之前待人处事，审时度势，各方面还比较谨慎，比较能实事求是。一坐上大顺朝的宝座，就忘了内外危机，就不能明察秋毫，终至脱离实际，丢了江山。毛泽东同志在我们党内是首倡实事求是作风的，进城前还特别提醒全党，不要学李自成。在进城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特别提出谦虚谨慎，甚至规定了不祝寿、不以人名命名、少拍巴掌、少敬酒和挂像时不与马列并列等细节。但是到晚年他却背离了这一原则，又过分相信自己的权威，不能正确对待中国的新实际。庐山会议上关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问题已经很明显，他不听，还大发雷霆，下山前宣布说，我要编一本《人民公社万岁》的书，写一篇一万字的长序，痛驳全世界的反对派。结果书刚编好，就三年困难，不了了之。
自满是实事求是的主观障碍。当你已经觉得自己什么都懂了，你就不可能再去“求”。所谓创业难，守业更难，就是说一个人当他追求的目标未达到时，他有强烈的进取心，处处虚心，处处小心。而当这个目标达到时，他就总想保守它，这时便很难找到新突破口，很难发现新事物。不是找不到，而是连找的动机念头也减弱了，没有了。甚至当别人找到新事物时，他还会大喊“不可能”，这是最可怕的。
七、情感阻力——以感情代替政策，靠情感决策。
一个人可能也有知识，也有经验，也不自满，他已克服了前三道障碍，但他把握不住自己的情绪，在这第四道障碍面前无法实事求是。因为前三个阻力是他不能为，如有人用障眼法，遮住了他，他力所不能，智所不逮，找不到实事求是的门路。但情感障碍非不能为，而是不愿为。就是我们常说的，以感情代替政策。他决策一件事时连他自己也知道是在赌气。
孙子兵法说：“主不可怒而兴师，将不可愠而致战。”人一旦为感情所俘虏，就会失去理智，明明知道别人对，也不愿附议，宁可不为，也不愿增加他人的光彩。总是后任否定前任。你盖的楼，我偏要拆了重盖。这种心理它已不单单是以我之利害来决是非，而是以我之好恶来定取舍了。哈恩是德国著名的化学家，1938年底他正苦苦研究一个核放射课题，未有结果。这时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娜也在研究这个题目。哈恩的助手发现了伊伦娜的一篇论文，很有见解，哈恩却因二人过去曾有矛盾，拒不阅读，说我不看那个女人的东西。在助手劝说下，他拿起一看非同小可，受到启发而发现了核裂变，并于1944年获诺贝尔化学奖。这一成果直接导致了原子弹的研制。如果他还顽固地坚持私人成见呢，这项成果还不知落在谁手。
情感可以干扰理智，许多大人物，都是被情感打败的。胜利可以冲昏头脑，悲伤也可冲昏头脑。关羽一死，刘备就不顾一切发兵报仇，结果大败。不实事求是，不能冷静分析敌我形势。
八、权威阻力——自以为是，号令天下。
恩格斯说：不论在哪一种场合，都要碰到显而易见的权威。社会不能没有权威。权威是某一领域正确意见的代表，正像经验是有益体验的总结。但是权威有两面性，它和经验一样，只能代表过去，不能包办未来。现实生活中只有过去和现在的权威，而没有将来的权威，它一样要受实践的检验。当权威发挥其正确的指导职能时，我们探求新事物会事半功倍；当权威持错误的观点而要别人服从时，我们在通往实事求是的路上便多了一道障碍。况且在很多情况下，除屈从之外，人们更多的是自觉服从权威，这样就失去了独立思考的机会。
毛泽东同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最高权威。但是在一些问题上由于他的绝对权威，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或者根本就没有想到还有什么不同意见，这样就造成不少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现在人口问题已成了中国最大的压力。1957年马寅初先生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主张控制人口。后来毛泽东同志反对，说人多热气高。康生、陈伯达又兴风作浪，批判马是资产阶级人口论，结果“错批一人，多生数亿”。1959年庐山会议前，党内已有不少反冒进的意见，庐山会议原来也准备纠“左”，会议中间又转成反右倾。连续几年周恩来、陈云的经济思想都遭到批判，在农村包产到户问题上，邓小平、邓子恢等同志的正确意见也连遭否决。这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毛主席的权威和大家的服从，结果使我党在经济建设、农村政策上有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实事求是。
以权威而阻止后生新进的例子在自然科学史、社会科学史上屡见不鲜。光速不变是相对论的前提，但是当爱因斯坦发表相对论后，物理学老前辈、曾证明光速不变的迈克尔逊很不理解，他遗憾地说：“我真没想到，我的实验反倒促成了相对论这个怪物的诞生。”（他做那个著名实验时爱因斯坦才8岁）普朗克提出革命性的量子理论，约请十八位大科学家到会讨论，倒有八个像卢瑟福、居里夫人这样的大权威不支持。1869年35岁的门捷列夫发现元素周期律，他的老师，化学权威齐宁却教训他：“不要玩魔术。"1884年瑞典25岁的青年学者阿伦纽斯提出电离理论，母校的教授嘲笑他“鼻子伸到了不该去的地方”，甚至国际化学界还形成一个由著名教授组成的反对阵线，为首的就是曾经发现了周期律的门捷列夫，说这是“奇谈怪论”。但电离说还是胜利了，发现者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化学奖。
我曾经忽发奇想，如果把每一个学者，他当初怎样受权威压制，后来又怎样以权威而压制别人，这样排列下去，就是一条如长城城垛式的波浪线。这正象征了事物的波浪式发展。每一个权威在他事业和学业的兴盛时期都给社会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历史所记录的大都是他这一瞬间的光环。但是正如人的肌体会衰老一样，不少权威的思想在晚年都变得保守消极，无法继续做出新的贡献。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尊重权威，一方面又不能绝对迷信权威，不能靠他们鼎盛时期的光环来为我们永远地照亮，更要警惕自己不要自充权威。
权威对正确意见的否定，就像家长对孩子的管制一样，是无所谓对错的。按林彪的话说：“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权威以自己的自信和经验来决策，别人以对他的崇拜和信任来服从。这时的标准只是信与不信或忠与不忠。这里面本身就潜伏着一种对实际情况的忽略，因此很可能偏离实事求是。正如经验的一半是失误，权威的一半是过去，它在实践面前同样要重新接受一次检验。但正如我们往往错把理论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样，也常错把权威当作检验真理的标准，于是在通往实事求是的大路上又人为地树起一个屏障。
九、利益阻力——私心作怪，明知故犯。
马克思讲：“人们为之奋斗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社会是分成各种阶层、各种利益集团的。各阶层或集团的利益会意见不一，有时甚至会很对立。所以同样一件事，一项政策，会有不同反映，所谓众口难调。这也为实事求是带来困难。有两种情况，一是一项政策好，实事求是，但因侵犯了某一阶层某一集团的利益，遇到客观阻力，难以推行。二是某集团明知这件事对，但考虑到自身利益，昧着事实或良心有意不去推行。这时实事求是就变成一个政治问题，一个社会问题，它的实现，往往取决于政治形势的发展和集团势力的变化。
人总会有一点私心，为保护自己而不实事求是，以对我之利害来决定是非标准。成语言“指鹿为马”，是说秦丞相赵高专权，为试属下之心，便牵来一鹿，硬说是马。大部分大臣惧其势，都跟着说是马，唯少数几人实事求是，说是鹿。为什么有人跟着指鹿为马呢？不是不知，是有私心，不敢说。这样明显“指鹿为马”的事不多见，但为了保官，保自己的利益而说假话的事却太多太多了。
历史上所有进步的改革政策的推行都是符合规律的，都是实事求是，但都遇到了阻力。商鞅变法，侵犯了奴隶主贵族的利益；北宋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侵犯了朝中保守势力的利益；我们实行土改侵犯了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西藏和平改革侵犯了上层奴隶主集团的利益；等等。这些人的利益该不该侵犯，该不该剥夺呢？当然应该，因为如果保护他们的利益就妨碍了历史的进步。但是这些都遭到激烈的对抗，使改革在艰难中推进。如果没有对抗，则历史的进程，也就是实事求是的进程，不知道要顺利多少。
“四人帮”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们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最大的是迫害刘少奇同志的冤案，硬将少奇同志打成叛徒、内奸。“四人帮”派人到解放前少奇同志工作过的地方去找蛛丝马迹，找不到就硬编，造假证。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与刘共事，“四人帮”就逼他作伪证。翦进退两难，只好自杀。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违背事实，昧着良心干事，更谈不上什么实事求是。但是他们就要这样干，为了巩固自己集团的利益。历史上其他冤案无不是这样造成的。秦桧对岳飞迫害，当人们责问有何证据时，只好以“莫须有”来含混过去。他们本来就不准备实事求是。
上面举的是大的政治集团因利益关系妨碍实事求是而使矛盾激化，这是极端的一面。而实际生活中还有许多小的利益关系。一些小的利益阶层和人群，从本阶层、本团体出发，会对一些本来合理的正确的决定、做法，表现出或多或少的抵触和反对，经常妨碍实事求是的进程。这就要求主政者能站在最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按社会规律办事。同时也能照顾到各方利益，特别是不能借权谋私。
十、行政阻力——最后的阻力，强制阻拦。
比之与客观不符的无知、书本和经验阻力更可怕的，就是这种认识被上升到政策、法规、制度、体制，并通过行政权力去推行。这时实事求是遇到的阻力，已不是认识问题，而是法律、行政的制裁与限制。这是一种“硬实力”，一种强制。在这种阻力面前可能有几种情况：1。说假话；2。不说话；3。说真话，如彭德怀；4。辞职，刘少奇、周恩来都曾辞过；5。自杀明志，如田家英、翦伯赞。
在黑暗的中世纪，科学面对的主要不是科研本身的艰难，而是教会势力的反对。教会常就许多科学问题明文规定，只许说什么，不许说什么，如只许说太阳绕地球转，不许说地球绕太阳转。因为不按教会的口径而坚持说真话，1600年科学家布鲁诺被烧死，1632年伽利略被判刑，直到三百四十八年后的1980年才被宣布平反，这三百四十八年间地球照样转，但是教会照样不认账，因为它手里有教会的行政力量。富兰克林发现了尖端放电，并发明避雷针。英国皇宫装上了这种装置，但英皇讨厌富兰克林，因为美国曾是英国殖民地，富兰克林带头向英国闹独立。一天英皇散步时看见尖尖的避雷针，不由怒火中烧，下令全部改成球形的。下人明知违反科学，只好从命。因为皇帝有至高无上的行政权力，当然这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
我国在探索改革的过程中，曾遇到不少阻力，这里有认识上的，但也有已上升到行政规定并以行政权力施行的。如农村土地承包，我们曾长时间认为是资本主义（认识）并写入文件限制（行政）。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一家养鸡超过几只就是资本主义，要“割尾巴”。以至于发生这样的事，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十八位农民眼看极“左”的农村政策造成地荒人逃，在就要饿死人的情况下，决定分田承包。但当时这与规定不符，他们就私下定协议，按手印，立字据，分田承包，如以后事发，甘愿坐牢。可见由行政权力和体制所造成的阻力，已使得实事求是变成一种地下工作，一件多么艰难而又危险的事，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再往前发展就要揭竿而起了。当然，现在小岗村，已成为我国农村改革的光荣起点，小岗村农民立的这个字据也被革命博物馆收藏。
和行政法规相关的是体制。社会在按一定的行政法规运行中必定要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体制。体制对人的行为、人的思维，又像我们前面提到的书本、经验、权威等一样，当它与实际相符时，有促进作用；当它与实际不符时，就有促退作用。但是只要这种体制不宣布废止，它就是一种制约，这时你要实事求是，就是逆水行舟了。比如与农村“左”的政策相适应曾有一个束缚农业生产力的人民公社体制，从1958年到1980年，整整存在了二十二年。可以想见，这二十二年间本来有多少可以实事求是的事情被耽搁下来。
随着实践的发展、历史的推移，政策、法规、行政命令、体制等必然要过时或不适应，它就成了实事求是的阻力，这时改变它就表现为一种改革或革命，有时甚至是政权的更替。因为这时所求的已不是某一项规律，而是整个社会转折发展之大规律。这较之某一项事业的开拓，这种阻力也就愈大，而克服阻力之后所得之真理，所取得之进步也就愈大。
怎样才能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如逆水行舟，每行一步都有其难。但这又是认识的必由之路，再难也一定要走，而且一定能成功。事物对立统一，有阻力就有克服这些阻力的办法，归纳起来有七个前提条件，或者说七个动力。只要坚持这七个前提，逆水之舟就会变成顺风之船了。这七条其中有三条，邓小平同志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提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