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踏步的流浪汉——哀王介安（1956～1992，享年三十七岁）
大踏步的流浪汉
你终于卸下破行囊
天渐渐亮预告一场豪雨
我们依然沉默，信任自己的床
介安，讲了一则笑话之后，我拿出口红，捏着小镜子正要画唇，午餐后办公室有人问趣味心理测验。电话响，我抓起听筒快乐“喂”着，继续旋出口红准备画唇——必须马上出门赴约；电话中有人说出消息，静止了，所有的动作与喧哗，世界变成一张揉皱的底片在滔滔浊浪中漂流，我活着，活得很孤单。挂断电话，同事笑闹：“快！你的答案！”我继续捏正小镜看到自己缓慢地画出鲜红的嘴唇，活的嘴唇；看到自己翻开行事历从写满日志的五月二十那格拉出一条遥远的黑线写下“早晨五点四十五分，王介安死了”，合上，抓起皮包出门。我看到自己舍弃电梯，弯入楼梯暗处坐在肮脏石阶望着黑墙流不出泪。介安，为什么不是我而是你，为什么不是索然无味的我却是热爱世间的你？
豪雨洗濯午后市街
不打伞的女人缄默一桩死亡
擦身而过皆不相知
相知者，一一离席
电话中，你的妻子压抑哭泣，缓缓地说，介安交代的，后事一切从简，只要打电话告诉几个好朋友就行了。你总是用自己的方式处理人生，在生命尾声，仍然愿意把我当作一个好朋友，让我更难受。介安，当你躺在**念着好友的名字，是否对我们流下告别的眼泪？介安流泪只有介安知道，我们自顾自奔波，在世界的一角。
一盏小灯划破长夜
我们围桌而坐
嚼食真理，痛饮思潮
你说：这岛屿铜锈太深
轮到你们擦亮
把我当作晚宴吧
为了你们健壮
我情愿奉献
七年前，忘了季节的一九八五，丘彦明带个陌生男子到《联文》办公室，说是新同事。那是第一次认识你，高大健壮、穿西装打领带，叫王菲林，本名王介安，政大历史系毕业，刚从UCLA（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念电影回来。那时，编辑部与美术部毗邻，印象中黄宪钟、马毓秀、李兆琦、吴鸣应该都在场。早期编辑部人马未定，六张大木桌相并，吴鸣与你押坐两角，我与陈义芝对坐另外两边；中间一张空着，另一张坐了梅新——他当时仍在正中书局担任要职，下午才会到，义芝又是联副派来支援的，也不常在。我右手边的两张大桌分属发行人与总编辑，宝琴女士、痖弦先生除了偶尔出巡，大部分时间空得一尘不染。这样的地理位置对我而言很孤单，总觉得你与吴鸣两个加起来超过一百七十公斤的押了两角，快把我这块四十公斤的瘦肉弹到天空去。现在想起这些细节，真像一部电影的开场，观众很容易从位置得到暗示，如果命运之神的铁锤击下来，命中的该是孤守边陲、弱不禁风的我，不可能是你。编辑部就这么一家三口地度日，虽然你与吴鸣大剌剌不懂得“保护”我这唯一的女性，反而因地利之便与黄宪钟打得火热，只差没把桌子并过去闹分家。还好我不是娇滴滴需要保护的人，只嘀咕两个壮丁心不在焉场面不好看，干脆搬把椅子杵在你们中间加入谈话，正的邪的甜的咸的天马行空。你总是太认真又太天真，芝麻小事也能庄严肃穆谈一篇“上层建筑”之类的宏论，而黄宪钟正好是你的反面，像个冷面笑匠三言两语把你从上层建筑踹下来，你一辞穷就挠耳抓腮继而放纵大笑，两坨颧骨耸动，咧个大嘴笑得地动山摇；我习惯聆听，偶尔配几句惊人之语助兴。那段时光多么美好，真像几个无用武之地的流浪汉半途凑合了，齐手在胭脂盆地打下山寨安身，颇有几分绿林侠盗的调儿。外人很难想象一本华贵的文学杂志、一间装潢典雅的大办公室里，居然窝出草莽气息浓厚的小型梁山泊。大概从那时候起，你们没当我是女人，我也压根儿不把你们当男人。
你不能算是好编辑，熟练的编辑是一种熟练的自我消耗，巨细靡遗地溺在琐碎的编务里忽生忽死。看得出来你绝非坐领一份薪水稳稳当当爬升就能安顿生命的人，最大的热情在电影、时事，尤其政治。那时空气仍然沉滞苦闷，长期被扼喉似有喑哑之忧又隐然是呐喊前奏，从你的谈话，我感觉你对这个社会下过苦功，有一番深刻剖析与沉痛反省，你关心整体命运超过一个编辑该关心的或学成归国的男人该谋求的。我开始欣赏你，一点一滴从你身上看到知识分子高贵的光芒，忠贞于良知的光芒。介安，你帮助我看到自己的匮乏与迷惘。
有一天，我问你哪里可以找到解构主义的书，那阵子俨然是显学。没想到第二天，你搬来一大摞福柯著作，简直超出我的需要。后来才知道你回国后，书籍装箱分置几处，这表示那天晚上你为我分头找书，把朋友的一句话当作重要大事，你不吝啬与人分享所学所知。我还记得有一回你搬来幻灯机，把跑遍台湾拍来的幻灯片依序打出，从梯田中耕耘的水牛、少数民族部落、改建中的农舍、高雄加工区女工下班车阵、出口货柜、台北玻璃帷幕大楼……赫然是一部慢动作台湾成长史。我预感你不会在《联文》待太久，你像一匹壮硕昂扬的汗血马寻找征场，而一九八五年，台湾尚未“解严”。
介安，如果人生总是平坦顺遂，无重击或死别，我们很难从荒烟废墟中体悟生命曾经多么甜美，友谊如此珍贵。就像现在我回想往昔，所有的细节回过头来刺痛我的心，当时处身其中视为理所当然的，现在才发觉无一不是慷慨的礼物。
你几乎变成我的数据库，那阵子着实从你那里获得不少因政治禁忌而无缘阅读的书籍，第一部看到大陆电影是在你家放的《牧马人》。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两个朋友带来丰厚礼物，你带给我知识食粮，当我匍匐于匮乏与迷惘的隧道中，你像一个热情路人掏出所有食物放在我的面前。介安，没有知识就没有思想。
你邀我读书。离职前，私下问我有没有兴趣参加读书会，你想带领几个有潜力的年轻学生念点书，希望我参加。前后维持半年，每周一两回，在我家或你家，有时在你的朋友的办公室，仔仔细细研读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晚上的你与白天办公室中畅快笑闹的你判若两人，严肃、热切，恨不得掏空自己与人分享。从《国富论》到新马诸大家的研读，虽未直接反映在我的创作里，但已为我凿出另一双眼睛去理解世界的变动。
你免费做这些。你走后，任职报社的蔡先生告诉我，当他还是政研所的学生时，你同样带领他们围桌聚读，甚至躲到深山僻屋，闭关数日读书、辩论、翻译LouisAlthusser的著作。他说你是个播种者，恨不得以身作薪，用实际奉献激**年轻学子的视野。介安，你所做之事在当时仍会招来紧迫盯人的麻烦，而你依旧不求任何回报，不断为年轻朋友擦亮知识与行动的火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