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会要》一〇〇“大食”条（参《旧唐书》一九八《西戎传·大食传》、《新唐书》二二一下《西域传·大食传》）略云：
又案：贾耽《四夷述》云：贞元二年（寅恪案：旧传作“贞元中”，新传作“贞元时”，此“二年”两字当有衍误。）与吐蕃为劲敌，蕃兵大半西御大食，故鲜为边患，其力不足也。
寅恪案：唐关中乃王畿，故安西四镇为防护国家重心之要地，而小勃律所以成唐之西门也。玄宗之世，华夏、吐蕃、大食三大民族皆称盛强，中国欲保其腹心之关陇，不能不固守四镇。欲固守四镇，又不能不扼据小勃律，以制吐蕃，而断绝其与大食通援之道。当时国际之大势如此，则唐代之所以开拓西北，远征葱岭，实亦有其不得已之故，未可专咎时主之黩武开边也。夫中国与吐蕃既处于外族交互之复杂环境，而非中国与吐蕃一族单纯之关系，故唐室君臣对于吐蕃施行之策略亦即利用此诸族相互之关系。易言之，即结合邻接吐蕃诸外族，以为环攻包围之计。据上引新书《南诏传》，可知贞元十七年之大破吐蕃，乃略收包围环攻之效者。而吐蕃与中亚及大食之关系，又韦南康以南诏制吐蕃之得策，均可于此传窥见一二也。兹复别引史籍，以为证明于下：
《旧唐书》一四〇《韦皋传》（《新唐书》一五八《韦皋传》同）云：
皋以云南蛮众数十万，与吐蕃和好。蕃人入寇，必以蛮为前锋。〔贞元〕四年，皋遣判官崔佐时入南诏蛮，说令向化，以离吐蕃之助。
《新唐书》二二二上《南蛮传·南诏传》略云：
〔贞元〕五年，〔异牟寻〕遗〔韦〕皋书曰：愿竭诚日新，归款天子，请加戍剑南、泾原等州。安西镇守扬兵四临，委回鹘诸国所在侵掠，使吐蕃势分力散，不能为强，此西南隅不烦天兵可以立功云。
《旧唐书》一二九《韩滉传》（《新唐书》一二六《韩休传》附滉传同）云：
时，两河罢兵，中土宁乂。滉上言：“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近岁已来，兵众浸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国家第令三数良将长驱十万众，于凉、鄯、洮、渭并修坚城，各置二万人，足当守御之要，臣请以当道（寅恪案：《旧唐书》一二《德宗纪上》贞元元年七月丙午，两浙节度使韩滉检校尚书左仆射江淮转运使）所贮蓄财赋为馈运之资，以充三年之费；然后营田积粟，且耕且战，收复河陇二十余州，可翘足而待也。“上（德宗）甚纳其言。滉之入朝也（寅恪案：《旧唐书》一二《德宗纪上》贞元二年十一月两浙节度使韩滉来朝），路由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任边事。玄佐纳其赂，因许之。及来觐，上访问焉，初颇禀命，及滉以疾归第，玄佐意怠，遂辞边任，盛陈犬戎未衰，不可轻进。滉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寝其事。
同书同卷《张延赏传》（《新唐书》一二七《张嘉贞传》附延赏传同）云：
〔延赏〕请减官员，收其俸禄，资幕职战士，俾刘玄佐收复河湟，军用不乏矣。上（德宗）然之。初韩滉入朝，至汴州，厚结刘玄佐，将荐其可委边任，玄佐亦欲自效，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辞，上遣中官劳问，卧以受命。延赏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辞不行。
时抱真判官陈昙奏事京师，延赏俾昙劝抱真，竟拒绝之。盖以延赏挟怨罢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
《通鉴》二三二“贞元三年七月”条略云：
〔李〕泌曰：“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德宗）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云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故不肯言。
同书二三三“贞元三年九月”条略云：
〔李泌〕对曰：“愿陛下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上（德宗）曰：“三国当如卿言，至于回纥，则不可。”泌曰：“臣固知此，所以不敢早言。为今之计，当以回纥为先，三国差缓耳。”上曰：“所以招云南、大食、天竺奈何？”对曰：“回纥和，则吐蕃已不敢轻犯塞矣。次招云南，则是断吐蕃之右臂也。大食在西域为最强，自葱岭尽西海，地几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故知其可招也。”
寅恪案：德宗、韦皋、韩滉、李泌等皆欲施用或略已实行包围环攻吐蕃之政策，若非当日唐室君主及将相大臣深知诸外族相互之关系，不能致此，而李长源之论尤为明畅。《通鉴》所载当采自《邺侯家传》。李繁著书虽多夸大溢美之语（如刘玄佐之入朝，实出韩滉之劝促，而《邺侯家传》则归功于李泌，司马君实谓之掠美，即是其例也。见《通鉴考异》贞元二年十一月条），然校以同时关系诸史料，知其所述包环吐蕃之策要为有所依据，不尽属浮词也。
前言唐太宗、高宗二朝全盛之世，竭中国之力以取高丽，仅得之后，旋即退出，实由吐蕃炽盛，唐室为西北之强敌所牵制，不得已乃在东北方取消极退守之策略。然则吐蕃虽与高丽不接土壤，而二者间之连环关系，实影响于中夏数百年国运之隆替。今述吐蕃事竟，即续论高丽者，亦为此连环之关系，不独叙述次第之便利也。
隋炀帝承文帝统一富盛之后，唐太宗借内安外攘之威，倾中夏全国之力，以攻高丽之小邦，终于退败。炀帝竟坐是覆其宗社，而太宗亦遗恨无穷。自来史家于此既鲜卓识之议论，而唐高宗之所以暂得旋失之故复无一贯可通之解释。鄙意高丽问题除前所谓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外，尚别具天时、地理、人事三因素，与其他外族更有不同。其关于唐以前及以后之史事者，以非本篇范围，不能涉及。因仅就唐代用兵高丽之本末，推论此三因素之关系，以明中国在唐以前经营东北成败利钝所以然之故，治史之君子傥亦有取于是欤？
唐承宇文氏“关中本位政策”，其武力重心即府兵偏置于西北一隅，去东北方之高丽甚远。中国东北方冀辽之间其雨季在旧历六七月间，而旧历八九月至二三月又为寒冻之时期。故以关中辽远距离之武力而欲制服高丽攻取辽东之地，必在冻期已过雨季未临之短时间获得全胜而后可。否则，雨潦泥泞冰雪寒冻皆于军队士马之进攻糇粮之输运已甚感困难，苟遇一坚持久守之劲敌，必致无功或覆败之祸。唐以前中国对辽东、高丽进攻之策略为速战速决者，其主因实在此。若由海道以取高丽，则其邻国百济、新罗为形势所关之地，于不擅长海战之华夏民族尤非先得百济，以为根据，难以经略高丽。而百济又与新罗关系密切，故百济、新罗之盛衰直接影响于中国与高丽之争竞。唐代之中国连结新罗，制服百济，借以攻克高丽，而国力分于西北吐蕃之劲敌，终亦不能自有，转以为新罗强大之资，此实当日所不及料，因成为后来数百年世局转折之枢纽者也。关于高丽问题，兹引史籍以供释证，而此事于时日先后之记载最为重要，故节录《通鉴》所纪唐太宗伐高丽之役于下，借作一例。其以干支记日者悉注明数字及月建大小尽，庶几读者于时间之长短获一明确印象。并略增删胡注之文，附载陆路行军出入辽东所经重要城邑距长安洛阳之远近，读者若取时日与道里综合推计，则不仅此役行军运粮之困难得知实状，而于国史上唐前之东北问题亦可具一正确之概念也。
《通鉴》一九七纪“唐太宗伐高丽事”略云：
〔贞观〕二十年二月（大尽）乙未（初二日）上发并州。三月（小尽）己巳（初七日）车驾还京师（寅恪案：即今西安市）。上谓李靖曰：“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何也？”靖曰：“此道宗所解。”上顾问江夏王道宗，具陈在驻跸时乘虚取平壤之言。上怅然曰：“当时匆匆，吾不忆也！”
《新唐书》二二〇《东夷传·高丽传》（参《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高丽传》、《唐会要》九五“高句丽”条）略云：
《旧唐书》一九九上《东夷传·新罗传》（参《新唐书》二二〇上《东夷传·新罗传》、《唐会要》九五“新罗”条）略云：
太宗将亲伐高丽，诏新罗纂集士马，应接大军。新罗遣五万人入高丽南界，攻水口城，降之。〔贞观〕二十一年〔新罗王金〕善德卒，立其妹真德为王。永徽元年真德大破百济之众。三年真德卒，以春秋嗣立为新罗王。六年百济与高丽、靺鞨率兵侵其北界，攻陷三十余城，春秋遣使上表求救。显庆五年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熊津道大总管，统水陆十万，仍令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与定方讨平百济，俘其王扶余义慈献于阙下。龙朔元年法敏袭王。咸亨五年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高宗）怒，以其弟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等〕发兵穷讨，破其众于七重城。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仁问乃还（自“龙朔元年”至“仁问乃还”一节为《新传》之文）。自是新罗渐有高丽、百济之地，其界益大，西至于海（寅恪案：《唐会要》云：“既尽有百济之地及高句丽南境，东西约九百里，南北约一千八百里”，语较明悉）。
《唐会要》九五“百济”条（参考《旧唐书》一九九上、《新唐书》二二〇《百济传》）略云：
百济者，乃扶余之别种，当马韩之故地，大海之北，小海之南，东北至新罗，西至越州，南渡海至倭国，与新罗为仇雠。贞观十六年与高丽通和，以绝新罗入朝之道。太宗亲征高丽，百济怀二，数年之间朝贡遂绝。显庆五年八月十三日左卫大将军苏定方讨平之，虏其王义慈及太子崇将校五十八人送于京师。其国分为五部，统郡三十七，城二百，户七十六万。至是以其地置熊津、马韩、东明、金涟、德安等五都督府，各统州县，立其酋长为都督刺史县令，命左卫郎将王文度为都统，总兵以镇之。〔旧将〕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迎故王子扶余丰于倭，立为王。龙朔元年〔刘〕仁轨发新罗兵往救，二年〔刘〕仁愿遣刘仁轨破〔其众〕，丰走，不知所在，诸城皆复。帝（高宗）以扶余隆为熊津都督，俾归国，平新罗故憾，招还遗人。麟德二年与新罗王会熊津，刑白马以盟，仁愿等还，隆畏众携散，亦归京师。（自“福信与浮屠道琛反”至“亦归京师”一节为《新传》之文。）
《新唐书》二一六上《吐蕃传》（参《旧唐书》一九六上《吐蕃传》及《旧唐书》八三、《新唐书》一一一《薛仁贵传》）略云：
自是岁入边，破有诸羌羁縻十二州。总章中，议徙吐谷浑于凉州，傍南山。帝（高宗）刈吐蕃之入，召宰相等议，先击吐蕃，议不决，亦不克徙。咸亨元年入残羁縻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诏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阿史那道真、郭待封副之，出讨吐蕃，并护吐谷浑还国，师凡十余万，至大非川，为钦陵所拒，王师败绩，遂灭吐谷浑，而有其地。
寅恪案：高丽时代高宗获胜之重要原因在乘高丽之内乱及据新罗、百济之形势。然既得其国，而终不能有，则以吐蕃炽盛，西北危急，更无余力经营东北。观其徙新克高丽胜将薛仁贵以讨吐蕃，而致大败之事可知也。自此以后，高丽废而新罗、渤海兴，唐室对于东北遂消极采退守维持现状之政策。唯大同江以南之地实际虽不能有，而名义尚欲保留，及至玄宗开元全盛之时，即此虚名亦予放弃，斯诚可谓唐代对外之一大事。兹特移录关系史料全文于下，治吾国中古史者读之，不能不为之惊心怵目，感叹不已也。
《册府元龟》九七一《外臣部朝贡门》云：
南诏与其他外族盛衰之连环性，观前引关于吐蕃诸条，其概略已可推知。吐蕃之国势自贞元时开始衰弱，文宗以后愈见不振，中国自韦皋帅蜀，定与南诏合攻吐蕃之策，南诏屡得胜利，而中国未能增强，大和三年南诏遂陷邛、戎、嶲三州，入掠成都（见《旧唐书》一九七、《新唐书》二二二中《南蛮传·南诏传》，及《旧唐书》一九三《杜元颖传》、《新唐书》九六《杜如晦传》附元颖传），西川大困。《通鉴》二四九“大中十二年六月”条略云：
初，安南都护李琢为政贪暴，群蛮怨怒，导南诏侵盗边境，自是安南始有蛮患。
同书同卷“大中十三年末”条略云：
初，韦皋在西川开青溪道以通群蛮，使由蜀入贡。又选群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欲慰悦羁縻之。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军府颇厌于廪给。又蛮使入贡，利于赐与，所从傔策人浸多，杜悰为西川节度使，奏请节减其数，诏从之。南诏丰祐怒，自是入贡不时，颇扰边境。会宣宗崩，中使告哀，丰祐亦卒，子酋龙立，礼遇〔使者〕甚薄。上（懿宗）以酋龙不遣使来告丧，又名近玄宗讳，遂不行册礼。酋龙乃自称皇帝，遣兵陷播州。
胡《注》云：
为南诏攻蜀攻交趾张本。
然则，宣宗末世南诏始大为边患。其强盛之原因则缘吐蕃及中国既衰，其邻接诸国俱无力足与为敌之故，此所谓外族盛衰连环性也。至中国内政所受之影响直关唐室之覆亡，不仅边境之患而已，当别于后述之，兹暂不涉及。又凡唐代中国与外族之关系今已论其重要者，其余虽从略，然可以前所言之义例推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