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善心，高阳北新城人也。祖茂，父亨。善心家有旧书万余卷，皆遍通涉。贞明二年聘于隋，遇高祖伐陈，礼成而不获反命，累表请辞，上不许，留絷宾馆。及陈亡，高祖敕以本官直门下省。（开皇）十七年除秘书丞。（仁寿）二年加摄太常少卿，与牛弘等议定礼乐。
寅恪案：《梁书》四〇《许懋传》（《南史》六〇《许懋传》同）略云：
尤晓故事，称为仪注之学。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时有请封会稽禅国山者，高祖雅好礼，因集儒学之士草封禅仪，将欲行焉，懋以为不可，因建议，高祖嘉纳之，因推演懋议，称制旨以答请者，由是遂停。宋齐旧仪郊天祀帝皆用衮冕，至天监七年，懋始请造大裘，至是有事于明堂，仪注犹云服衮冕。懋驳云：“《礼》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远，须贵诚质，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又降敕问：“凡求阴阳，应各从其类，今雩祭燔柴以火祈水，意以为疑。”懋答曰：“雩祭燔柴经无其文，良由先儒不思故也，请停用柴，其牲牢等物悉从坎瘗，以符周宣云汉之说。”诏并从之。凡诸礼仪多所刊正。
据此，许懋尤晓故事，以仪注之学著名梁时，又参详五礼，凡诸礼仪多刊正，则善心之预修隋礼，其梁陈故事，足供采择者，乃其家世颛门之业也。
《隋书》六七《虞世基传》（《北史》八三《文苑传·虞世基传》同）略云：
虞世基，会稽余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世基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奂见而叹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一见而奇之，顾谓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陈释褐建安王法曹参军，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未几拜内史舍人。
《旧唐书》一九〇上《文苑传·袁朗传》（《新唐书》二〇一《文艺传上·袁朗传》同）略云：
袁朗，陈尚书左仆射枢之子。其先自陈郡仕江左，世为冠族，陈亡，徙关中。朗勤学好属文，在陈释褐秘书郎，甚为尚书令江总所重。尝制《千字诗》，当时以为盛作。陈后主闻而召入禁中，使为《月赋》，朗染翰立成。后主曰：“观此赋，谢希逸不能独美于前矣。”又使为《芝草》《嘉莲》二颂，深见优赏，迁秘书丞。陈亡，仕隋为尚书仪曹郎。
寅恪案：明克让、裴政俱以江陵俘虏入西魏，许善心以陈末聘使值国灭而不归，其身世与庾信相似，虞世基、袁朗在陈时即有才名，因见收擢，皆为南朝之名士，而家世以学业显于梁陈之时者也。隋修五礼，欲采梁陈以后江东发展之新迹，则兹数子者，亦犹北魏孝文帝之王肃、刘芳，然则史所谓隋“采梁仪注以为五礼”者，必经由此诸人所输入，无疑也。（袁朗参预制定衣冠事见《隋书》一二《礼仪志》大业元年诏，《两唐书》朗本传未载。）
今已略据史传，以考隋制五礼之三源，请更举《隋书·礼仪志》之文，以为例证。主旨在阐明隋文帝虽受周禅，其礼制多不上袭北周，而转仿北齐或更采江左萧梁之旧典，与其政权之授受，王业之继承，迥然别为一事，而与后来李唐之继杨隋者不同。此本极显著之常识，但近世之论史者，仍颇有误会，故不惮烦琐，重为申证，惟前文已征引者，则从略焉。
《隋书》六《礼仪志》略云：
后周宪章姬周，祭祀之式多依《仪礼》。〔隋〕高祖受命，欲新制度，乃命国子祭酒辛彦之议定祀典。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袭北周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明堂在国之阳，梁初依宋齐，其祀之法，犹依齐制，礼有不通者，武帝更与学者议之。
寅恪案：此梁更易齐制，乃南朝后期与其前期演变不同之例证。隋制五礼既用代表南朝前期之（北）魏、（北）齐制，又不得不采代表南朝后期之梁制，以臻完备也。
又同书七《礼仪志》略云：
隋初因周制，定令亦以孟冬下亥蜡百神，腊宗庙，祭社稷，其方不熟，则阙其方之蜡焉。开皇四年十一月诏曰：“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冬之月称蜡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蜡，考诸先代，其义有违，其十月行蜡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于是始革前制。
寅恪案：此隋祀典不袭北周制之例证也。
又同书八《礼仪志》略云：
后魏每攻战克捷，欲天下闻知，乃书帛建于竿上，名为露布，其后相因施行。开皇中乃诏太常卿牛弘、太子庶子裴政撰宣露布礼。及九年平陈，元帅晋王以驿上露布，兵部奏请依新礼宣行。
寅恪案：此为隋代修礼，承袭北魏遗产，而更与南朝专家考定之一例证。裴政本江陵陷后朝士被俘之一人，而以律学显名者也。详上文所引史传，兹不备述。
又同书一〇《礼仪志》略云：
舆辇之别，盖先王之所以列等威也。然随时而变，代有不同。梁初尚遵其制，其后武帝既议定礼仪，乃渐有变革。
陈承梁末，王琳纵火，延烧车府。至天嘉元年，敕守都官尚书宝安侯到仲举议造玉、金、象、革、木等五辂及五色副车。此后渐修，具依梁制。
寅恪案：此南朝后期文物发展变迁，梁创其制而陈因之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后魏天兴初诏议曹郎董谧撰《朝飨仪》，始制轩冕，未知古式，多违旧章。孝文帝时，仪曹令李韶更奏详定，讨论经籍，议改正之，唯备五辂，各依方色，犹未能具。至熙平九年，明帝又诏侍中崔光与安丰王延明、博士崔瓒采其议，大造车服。自斯以后，条章粗备，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
寅恪案：李韶、崔光传文前已征引，韶之家世代表河西文化，光之家世代表南朝前期文化，据此可知魏初之制多违旧章，得河西南朝前期之文化代表人物，始能制定一代新礼，足资后来师法。故北齐咸取用焉，其后因而著令，并无增损，是北齐文物即河西及南朝前期之遗产，得此为证，其事益明显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及〔周〕平齐，得其舆辂，藏于中府，尽不施用，至大象初，遣郑译阅视武库，得魏旧物，取尤异者，并加雕饰，分给六宫，合十余乘，皆魏天兴中之所制也。周宣帝至是咸复御之。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周魏舆辇乖制，请皆废毁。”高祖从之，唯留魏太和李韶所制五辂，齐天保所遵用者，又留魏〔肃宗〕熙平中太常卿穆绍议皇后之辂。
寅恪案：周袭魏天兴旧制，虽加雕饰，仍不合华夏文化正式系统也。李德林本北齐旧臣，当时礼制典章，尤所谙练（见前文所引），故请毁废而用魏太和熙平齐天保之制度，而此制度即魏孝文及其后嗣所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经北齐遂成为一系统结集者。此隋在文物上不继周而因齐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