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西北边州本行和籴之法，而牛仙客、彭果因以推行于关中。牛仙客本由河湟典史历官西北甚久，以能足食足兵显名，致位宰相，则西北和籴之法仙客必早已行之而有效。而其所以能著效者，除有充足之财货足以为和买之资外，尚须具备有二条件：一为其地农民人口繁殖，足以增加农产品数量；二为其地已习用此类带有强迫性收买之方法。请略言之：
和籴者，就地收购农产物之谓，故必须其地农民人口繁殖，有充分之生产，始得行收购之实。隋季西北诸州虽罹战祸，然休养生息至唐玄宗之晚年，必已恢复繁盛，加以政府施行充实西北边州之政策，故其地遂为当日全国最富饶之区域。《通鉴》二一六《唐纪》三二“天宝十二载以哥舒翰兼河西节度使”条述当日河西之盛况（寅恪案：此采自《明皇杂录》，又《元氏长庆集》二四《和李校书新题乐府西凉伎》一诗亦可参考）云：
是时中国盛强，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
当日西北边州富庶若此，和籴政策第一条件既已备具，则就其地以推行此政策，自不困难，可无疑也。又和籴之法若官所出价，逾于地方时估者甚高，虽可以利诱民，然政府所费过巨，如收购之数量甚多，则不易支久；如官方所出价与地方时估相差无几，则区区微利之引诱，必不能使农民自动与胥吏交易。盖农民大抵畏吏胥如虎狼，避之唯恐不及，此则无古今之异，不俟烦言而解者也。是以必带有习惯性及强迫性，和籴之法始能施行有效，而不致病民。考西北边州自隋开皇时已行按户纳粟于官仓或军仓之制，其性质即与白香山所谓“散配户人，严加征催”，实无不同。虽西北边州施行贞观义仓之制，已变为一种赋税，而史言西北宿重兵，其地早行和籴，则和籴之法在西北边州谅亦不过依隋代按户纳粟于军仓之制，但略给价，以资利诱，其基本之手续方法似无大异，以上下相习，为日已久，遂能成效卓著也。至元和时关中和籴之法所以变为厉民之政者，盖和籴之法本带强迫性质，以非如是，无以成事，不过值国库优裕，人民富庶之时，政府既能给价，人民亦易负担，故当时尚不视为病民之政耳。此和籴之法所应具备之第二条件也。
总而言之，西北边州早行和籴之法，史已明言。牛仙客推行引用于关辅，此和籴之法乃由西北地方制度一变而成中央政府制度，所谓唐代制度之河西地方化者是也。至和籴之法在西北开元二十五年以前其详虽不可考，但今敦煌所出写本中犹存天宝四载豆卢军和籴计帐残本（刊载《敦煌掇琐（中辑）》六六号，寅恪曾考论其中“升斗”两字，载一九三六年十月《清华学报》《读〈秦妇吟〉》文中），尚可据以推知其大概也。
玄宗既用牛仙客和籴之法，关中经济可以自给，则裴耀卿转运江淮变造等农产品之政策成为不必要。但江淮之农产品虽不需，而其代替农产品可作财货以供和籴收购之（麻）布，则仍须输入京师，借之充实关中财富力量也。故《旧唐书》九《玄宗本纪下》（参考前引《通鉴》“开元二十五年”条及《唐会要》八三《租税下》所载开元二十五年三月三日敕文）云：
开元二十五年二月戊午罢江淮运，停河北运。
《通典》六《食货典·赋税下》略云：
〔开元二十五年定令〕，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
唐代自开国以来其人民所缴纳之租本应为粟，今忽改而为布，乃国家财政制度上之一大变革，此中外史家所共知者也。尝就阅读所及，凡论此改革之文虽颇不少，似尚未有深探此变制之所从来者，不揣鄙陋，试略证论之：
窃以为此制乃南朝旧制，南朝虽并于北朝，此纳布代租之制仍遗存于江南诸州，殆为地方一隅之惯例，至武则天时此制乃渐推广施行，至玄宗开元二十五年中央政府以之编入令典，遂成为一代之制度矣。
据SirM。A。SteiAsia，Vol。Ⅲ，PlatesCXXVII载其在Astaery所发见之布二端，其一端之文为：
婺州信安县显德乡梅山里祝伯亮租布一端。
光宅元年十一月日。
寅恪案：此乃代租之布，故谓之租布，考婺州在唐代为江南道辖地，此即开元二十五年新令所谓
其江南诸州租并回造纳布
之明证。不过其事已于武后时即有之矣。武则天世东北边疆屡有战事，《颜鲁公文集》附载殷亮所撰行状（参《全唐文》五一四）略云：
时，清河郡寄客李华（寅恪案：《通鉴考异》依《旧传》作“萼”）为郡人来乞师于公曰：“国公旧制江淮郡租布贮于清河，以备北军，为日久矣。相传〔谓〕之天下北库，今所贮者有江东布三百余万匹，河北租调绢七十余万，当郡彩绫十余万，累年税钱三十余万，仓粮三十万，讨默啜甲仗藏于库内，五十余万。”
寅恪案：李萼所谓国家旧制为日已久，未能确定其时代，然其言江淮租布与讨默啜甲仗联文，疑即武后时事。盖中央亚细亚发见之光宅元年婺州租布，其地域时代俱与萼言符合，故此祝伯亮之租布即当日江东租布遗传于今日者耳。又租布成一名词，乃代租之布之义，观于祝伯亮之租布及殷亮所述之言，俱可证知，而《通鉴》二一七《唐纪》三三“至德元载三月”条司马君实纪此事，其述李萼之言作
国家平日聚江淮河南钱帛于彼，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今有布三百余万匹云云。
殊为含混，失其本意，转不如极喜更易旧文之宋子京，其于《新唐书》一五三《颜真卿传》仍依殷亮原文作“江淮租布”，为得其真也。
或问：今日租布实物之发现即“回造纳布”之制已行于武则天时江南诸州之明证，是固然矣，然何以知其为南朝之遗制耶？应之曰：南朝财政制度史籍所载虽甚简略，不易详考，但亦有可推知者，如《南齐书》三《武帝纪》云：
永明四年五月癸巳诏扬、南徐二州今年户租三分二取见布，一分取钱，来岁以后远近诸州输钱处并减布直，匹准四百，依旧折半，以为永制。
同书四〇《竟陵王子良传》云：
诏折租布二分取钱。
此二卷所纪同是事，绝无可疑。而其所言钱布之比例似有矛盾，又纳钱一事亦别成问题，本章皆不欲解释，以免枝蔓。但《武帝纪》明言户租，《萧子良传》则谓之折租布，由此推断，租可折纳钱，亦可折纳布。租若折纳布，即是租布，亦即回造纳布，此所谓唐代制度之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者是也。
附记：此章作于一九四〇年春季，其年夏季付商务印书馆印刷，久未出版，至一九四三年春季著者始于桂林广西大学图书馆得见一九四〇年出版之《东方学报》第一一卷第一册仁井田升氏《吐鲁番发见之唐代庸调布及租布》一文，与此章所论略同。特附记岁月先后于此，以免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