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辂已下旒及就数各依爵品，虽依礼制名，未及创造，开皇三年闰十二月并诏停造，而尽用旧物。至九年平陈，又得舆辇，旧著令者，以付有司，所不载者，并皆毁弃，虽从俭省，而于礼多阙。十四年，诏又以见所乘车辂因循近代，事非经典，于是命有司详考故实，改造五辂及副。
大业元年，更制车辇，五辂之外设副车，诏尚书令楚公杨素、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工部尚书安平公宇文恺、内史侍郎虞世基、礼部侍郎许善心、太府少卿何稠、朝请郎阎毗等详议奏决，于是审择前朝故事，定其取舍云。
寅恪案：舆辇之制，隋文帝受禅不袭周而因齐，即因袭南朝前期之文物，经过魏太和、齐天保之结集者，而制度尚有所未备者，则南朝后期梁陈之文物未能采用故也。开皇九年平陈，初持保守主义，其乘用以限于旧令所著，是以于礼多阙，盖欲求备礼，非更以南朝后期即梁陈二代之发展者增补之不可，此开皇十四年所以有更议之诏也。又大业元年所命议制车辇诸臣，其中大部分前已论及，而虞世基、许善心则南朝后期文物即梁陈文化之代表者，可为鄙说之例证也。至宇文恺、何稠、阎毗三人，俱特以工巧知名，其参与此役，盖由于此，将于下文附论都城建筑节中考证之，兹姑不涉及，以免枝蔓淆混焉。
又同书同卷略云：
属车秦为八十一乘，汉遵不改，法驾三十六乘，小驾十二乘，开皇中大驾十二乘，法驾减半。大业初属车备八十一乘，三年二月帝嫌其多，问起部郎阎毗。毗曰：“臣共宇文恺参详故实，此起于秦，遂为后式；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唯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宜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帝曰：“大驾宜用三十六，法驾十二，小驾除之可也。”
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恺、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驳曰：“宋孝建时议定舆辇，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诏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燮之议谓十二乘通关为允，宋帝从之，遂为后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制曰：“可。”
寅恪案：属车之数，晋迁江左为五乘，宋改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令，虽曰依宋，实因平陈之故得以效法。至许善心驳皇后属车之数不应差降，请从宋制为准，则南朝旧臣以其所习为隋代制度之准凭，于此可见。此隋文制礼兼采南朝文物之例证也。又同书一一《礼仪志》略云：
自晋迁江左，中原礼仪多缺。后魏天兴六年，诏有司始制冠冕，各依品秩，以示等差，然未能皆得旧制。至太和中方考故实，正定前谬，更造衣冠，尚不能周洽。及至熙平二年太傅清河王怿、黄门侍郎韦廷祥等奏定五时朝服，准汉故事，五郊衣帻，各如方色焉。及后齐因之，河清中改易旧物，著令定制云。
后周设司服之官，掌皇帝十二服。〔又〕诸公侯伯子男三公三孤公卿上中下大夫士之服。〔又〕皇后衣十二等。
〔周〕宣帝即位，受朝于路门，初服通天冠绛纱袍，群臣皆服汉魏衣冠。
寅恪案：周宣帝即位当时已服汉魏衣冠。所谓汉魏衣冠，即自北魏太和迄北齐河清时期北朝所输入之晋南迁以后江左之文物也。周灭齐不久，即已采用齐之制度，然则隋之采用齐制，不过随顺当日之趋势，更加以普遍化而已。此点当于后论府兵制时详之，兹即就礼制言，亦最显之例证也。
又《通鉴》一七三《陈纪》，太建十一年春正月癸巳周主受朝于露门，始与群臣服汉魏衣冠条，胡《注》云：
以此知后周之君臣，前此皆胡服也。
寅恪案：前此后周之君臣平时常服或杂胡制，而元旦朝贺，即服有摹拟《礼经》古制之衣冠，《隋书》一一《礼仪志》文，后周设司服之官下所列君臣衣冠诸制是也。此种摹仿古制之衣冠，当然于正式典礼如元旦朝贺时服用之。史载宣帝君臣服用汉魏衣冠者，乃不依后周先例服用摹仿《礼经》古制之衣冠，而改用东齐所承袭南朝北魏制度之意。旧史论官制时往往以《周官》与汉魏对文亦此意也。若依胡氏之说，岂后周既仿古制定衣冠，而不于正式典礼时用之，更将于何时用之乎？梅磵本通人，于此尚偶有未照，然则此书之分析系统，追溯渊源，其语似甚繁，其事似甚琐，而终不能不为之者，盖有所不得已也。
〔隋〕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曰：“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少卿裴正（寅恪案：正疑当作政，但《隋书》《北史》“裴政传”俱言“政”，转左庶子，而未载其摄太常少卿，俟考）奏曰：“窃见后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且后魏以来制度咸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辇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辇辂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衮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案《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着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寻故事，唯帻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着帻者任依汉晋。”制曰：“可！”于是定令采用东齐之法。
寅恪案：此隋制礼服不袭周而因齐之例证也。齐又袭魏太和以来所采用南朝前期之制，而江左之制源出自晋，上溯于汉，故曰汉晋，其引《续汉书·礼仪志》以为依据，尤其明征也。至其目北周车服为迂怪，乃以古礼文饰胡俗所必致，大抵宇文泰之制作皆可以迂怪目之，岂仅车服而已，后之论史者往往称羡宇文氏之制度，若闻裴氏之言，当知其误矣。
又同书同卷略云：
寅恪案：史言隋高祖平陈，得其器物，衣冠法物，始依礼具，然则南朝后期文物之发展与隋代制度之关系密切如此。故梁陈旧人若虞世基、许善心、袁朗等尤为制定衣冠不可少之人，此隋制礼兼资梁陈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通天冠之制，《晋起居注》成帝咸和五年制诏殿内曰：“平天通天冠并不能佳，可更修理之。”虽在《礼》无文，故知天子所冠其来久矣。
寅恪案：虽在《礼》无文，而为东晋南朝所习用者，即为典据，盖与北周制法服之泥执《周官》者不同。此隋制礼径据江东习俗为典据，而不泥经典旧文以承北周制度之例证也。
又同书同卷略云：
始后周采用《周礼》，皇太子朝贺皆衮冕九章服。开皇初自非助祭皆冠远游冠。至此，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着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故太子入朝因亦不着。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谓皇太子着远游谦不逼尊，于礼为允。”帝曰：“善！”竟用开皇旧式。
又同书同卷略云：
梁武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陈氏承梁，亦无改革。
齐文宣受禅之后，警卫多循后魏之仪，及河清定令，宫卫之制云云。（从略）
后周警卫之制置左右宫伯，掌侍卫之禁，各更直于内。
〔隋〕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
寅恪案：宫卫之制关涉兵制，当于后《兵制》章详之，兹姑置不论。但史述隋宫卫之制谓因于周齐而微有变革，绝与南朝梁陈无涉，此为论隋唐兵制之要见，亦隋兼袭齐制之例证也。
隋修五礼，其所据之三源已略考证之矣。李唐承隋礼制，亦因其旧，此者所共知，无待详考，今惟略引一二旧文，以备佐证云尔。《唐会要》三七《五礼篇目门》（《旧唐书》二一《礼仪志》略同）云：
武德初，朝廷草创，未遑制作，郊祀享宴，悉用隋代旧制。至贞观初，诏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礼官学士备考旧礼，著《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六篇、《国恤礼》五篇，总一百三十八篇，分为一百卷。初玄龄与礼官建议，以为月令蜡法唯祭天宗，谓日月以下，近代蜡，五天帝、五人帝、五地祇皆非古典，今并除之。神州者国之所托，余八州则义不相及，近代通祭九州，今唯祭皇地祇及神州，以正祀典。又皇太子入学及太常行山陵、天子大射合朔、陈五兵于太社、农隙讲武、纳皇后行六礼、四孟月读时令、天子上陵朝庙、养老于辟雍之礼，皆周隋所阙，凡增二十九条，余并依古礼。七年正月二十四日献之，诏行用焉。
《新唐书》一一《礼乐志》云：
唐初即用隋礼，至太宗时中书令房玄龄、秘书监魏征与礼官学士等，因隋之礼，增以天子上陵朝庙、养老、大射讲武、读时令、纳皇后、太子入学、太常行陵、合朔、陈兵太社等为《吉礼》六十一篇、《宾礼》四篇、《军礼》二十篇、《嘉礼》四十二篇、《凶礼》十一篇，是为《贞观礼》。高宗又诏太尉长孙无忌等增之为一百三十卷，是为《显庆礼》。玄宗开元十四年，通事舍人王岩上疏请删去礼记旧文，而益以今事，诏付集贤院议。学士张说以为唐《贞观》《显庆礼仪注》前后不同，宜加折衷，以为《唐礼》。乃诏集贤院学士右散骑常侍徐坚、左拾遗李锐及太常博士施敬本撰述，历年未就，而锐卒，萧嵩代锐为学士，奏起居舍人王仲丘撰定一百五十卷，是为《大唐开元礼》。由是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时小有损益，不能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