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光，东清河鄃人也。祖旷从慕容德南渡河，居青州之时水，慕容氏灭，仕刘义隆为乐陵太守。父灵延刘骏龙骧将军长广太守，与刘彧冀州刺史崔道固共拒国军。慕容白曜之平三齐，光年十七，随父徙代。〔后〕迁中书侍郎、给事黄门侍郎，甚为高祖所知待。高祖每对群臣曰：“以崔光之高才大量，若无意外咎谴，二十年后当作司空。”其见重若是。
寅恪案：刘芳、崔光皆南朝俘虏，其所以见知于魏孝文及其嗣主者，乃以北朝正欲摹仿南朝之典章文物，而二人适值其会，故能拔起俘囚，致身通显也。
《北齐书》二九《李浑传》附绘传（《北史》三三《李灵传附绘传》同）略云：
司徒高邕辟为从事中郎，征至洛时敕侍中西河王秘书监常景选儒学十人缉撰五礼，惟绘与太原王乂掌军礼。
寅恪案：《隋志》不载常景撰修之五礼，唯《旧唐书》四六《经籍志》史部“仪注类”有《后魏仪注》三（疑五之误）十二卷，常景撰；《新唐书》五八《艺文志》史部“仪注类”有常景《后魏仪注》五十卷。常景之书撰于元魏都洛之末年，可谓王肃之所遗传，魏收之所祖述，在二者之间承上启下之产物也。
又史志所谓《后齐仪注》者，即南朝前期文物变相之结集，故不可不先略述北齐修五礼之始末，以明《隋志》之渊源也。
《北齐书》二七《魏收传》（《北史》五六《魏收传》同）略云：
除尚书右仆射，总议监五礼事，多引文士令执笔，儒者马敬德、熊安生、权会实主之。
《隋书》五七《薛道衡传》（《北史》三六《薛辩传》附道衡传同）略云：
武平初，诏与诸儒修定五礼。
寅恪案：北齐后主时所修之五礼当即《隋志》之《后齐仪注》二百九十卷，邺都典章悉出洛阳，故武平所修亦不过太和遗绪而已，所可注意者，则薛道衡先预修齐礼，后又参定以齐礼为根据之隋制，两朝礼制因袭之证此其一也。
据上所引旧籍综合论之，隋文帝继承宇文氏之遗业，其制定礼仪则不依北周之制，别采梁礼及《后齐仪注》。所谓梁礼并可概括陈代，以陈礼几全袭梁旧之故，亦即梁陈以降南朝后期之典章文物也。所谓《后齐仪注》即北魏孝文帝摹拟采用南朝前期之文物制度，易言之，则为自东晋迄南齐，其所继承汉、魏、西晋之遗产，而在江左发展演变者也。陈因梁旧，史志所载甚明，当于后文论之，于此先不涉及。唯《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其关键实在王肃之北奔，其事应更考释，以阐明隋制渊源之所从出。前已略述北齐制礼始末，故兹专论王肃北奔与北朝文物制度之关系焉。
《北史》四二《王肃传》略云：
王肃，琅邪临沂人也。父奂及兄弟并为（南）齐武帝所杀，太和十七年肃自建业来奔。自晋氏丧乱，礼乐崩亡，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也。肃明练故事，虚心受委，朝仪国典咸自肃出。
《魏书》六三《王肃传》略云：
肃自谓《礼》《易》为长，亦未能通其大义也。
《南齐书》五七《魏虏传》略云：
佛狸已来，稍僭华典，胡风国俗杂相揉乱，王肃为虏制官品百司，皆如中国。
《陈书》二六《徐陵传》（《南史》六二《徐摛传》附陵传同）略云：
太清二年兼通直常侍使魏。魏人授馆宴宾，是日甚热，其主客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热当由徐常侍来。”陵即答曰：“昔王肃至此，为魏始制礼仪；今我来聘，使卿复知寒暑。”收大惭。
《通鉴》一三九《齐纪》“武帝永明十一年冬十月王肃见魏主于邺”条云：
魏主或屏左右，与肃语至夜分不罢，自谓君臣相得之晚。寻除辅国大将军长史。时魏主方议兴礼乐，变华风，威仪文物多肃所定。
《隋书》八《礼仪志》述隋丧礼节云：
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曰：“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重设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遑，嘉宾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诏曰：“可！”弘因奏征学者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亦微采王俭礼，修毕上之，诏遂班天下，咸使遵用焉。
寅恪案：魏孝文帝之欲用夏变夷久矣，在王肃未北奔之前亦已有所兴革。然当日北朝除其所保存魏晋残余之文物外，尚有文成帝略取青齐时所俘南朝人士如崔光、刘芳、蒋少游等及宋氏逋臣如刘昶之伦，可以略窥自典午南迁以后江左文物制度。然究属依稀恍忽，皆从间接得来，仍无居直接中心及知南朝最近发展之人物与资料可以依据，此《北史·王肃传》所谓“孝文虽厘革制度，变更风俗，其间朴略，未能淳”者是也。魏孝文帝所以优礼王肃固别有政治上之策略，但肃之能供给孝文帝当日所渴盼之需求，要为其最大原因。夫肃在当日南朝虽为膏腴士族，论其才学，不独与江左同时伦辈相较，断非江左第一流，且亦出北朝当日青齐俘虏之下（见《魏书》五五及《北史》四二《刘芳传》），而卒能将南朝前期发展之文物制度转输于北朝以开太和时代之新文化，为后来隋唐制度不祧之远祖者，盖别有其故也。考《南齐书》二三《王俭传》云：
少撰《古今丧服记》并文集，并行于世。
又《南史》二二《王昙首传》附俭传（参《通鉴》一三六《齐纪》“永明三年”条）云：
先是宋孝武好文章，天下悉以文采相尚，莫以专经为业。俭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由是衣冠翕然，并尚经学，儒教于此大兴。何承天《礼论》三百卷，俭抄为八帙，又别抄条目为十三卷，朝仪旧典晋末来施行故事撰次谙忆无遗漏者，所以当朝理事断决如流，每博议引证，先儒罕有其例，八坐丞郎无能异者。
《文选》四六任昉《〈王文宪集〉序》云：
自宋末艰虞，百王浇季，礼紊旧宗，乐倾恒轨，自朝章国记，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行，皆取定俄顷，神无滞用。
据此，王俭以熟练自晋以来江东之朝章国故，著名当时。其《丧服记》本为少时所撰，久已流行于世，故掌故学乃南朝一时风尚也。仲宝卒年为永明七年（见《〈南齐书〉〈南史〉俭本传》），王肃北奔之岁为北魏太和十七年，即南齐永明十一年，在俭卒以后，是肃必经受其宗贤之流风遗著所薰习，遂能抱持南朝之利器，遇北主之新知，殆由于此欤？牛弘诋斥王俭，而其所修隋朝仪体，仍不能不采俭书，盖俭之所撰集乃南朝前期制度之总和，既经王肃输入北朝，蔚成太和文治之盛，所以弘虽由政治及地域观点立论，谓“后魏及齐，风牛本隔”，然终于“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浸以成俗”也。又史言弘“撰《仪礼》百卷，悉用东齐《仪注》以为准”，而奇章反讥前人之取法江左，可谓数典忘祖，无乃南北之见有所蔽耶？或攘其实而讳其名耶？兹举一例以证之：
《隋书》四九《牛弘传》（《北史》七二《牛弘传》同）云：
仁寿二年献皇后崩，王公以下不能定其仪注。杨素谓弘曰：“公旧学，时贤所仰，今日之事决在于公。”弘了不辞让，斯须之间仪注悉备，皆有故实。素叹曰：“衣冠礼乐尽在此矣，非吾所及也。”
若仅据此《传》，似献后丧礼悉定自弘，而“斯须之间仪注悉备”，所以杨素有“礼乐尽在此矣”之叹，及检《北史》三八《裴佗传》附矩传（《隋书》六七《裴矩传》略同）云：
其年（仁寿二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李百药等据齐礼参定。
始知弘之能于斯须之间决定大礼者，乃以东齐《仪注》为依据，且所与共参定之人亦皆出自东齐者也（见《北史·隋书·裴矩传》及《旧唐书》七二、《新唐书》一〇二《李百药传》）。杨素之赞叹，殆由弘讳言其实，而素又不识其底蕴耶？
又《通览》一七九《隋纪》文帝仁寿二年条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