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他们好像变成了中国人一样。
三二日之后去看他们，他们没有了。说他们昨天下午一起出去就没有回来。临走时说吃饭不要等他们，至于哪里去了呢？S说她也不知道。又过了几天，又问了好几次，仍旧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或者被日本警察捉去啦，送回国去啦！或者住在更安全的地方，大概不能有危险吧！
一个月以后的事：我拿刀子在桌子上切葱花，准备午饭，这时候，有人打门，走进来的人是认识的，可是他一向没有来过，这次的来不知有什么事。但很快就得到结果了：鹿地昨夜又来到S家。听到他们并没有出危险，很高兴。但他接着再说下去就是痛苦的了。他们躲在别人家里躲了一个月，那家非赶他们离开不可，因为住日本人，怕当汉奸看待。S家很不便，当时S做救亡工作，怕是日本探子注意到。
“那么住到那里去呢？”我问。
“就是这个问题呀！他们要求你去送一封信，我来就是找你去送信，你立刻到S家去。”
我送信的地方是个德国医生，池田一个月前在那里治过病，当上海战事开始的时候，医生太太向池田说过：假若在别的地方住不方便，可以搬到她家去暂住。有一次我陪池田去看医生，池田问他：
“你喜欢希特勒吗？”
医生说：“唔……不喜欢。”并且说他不能够回德国。
根据这点，池田以为医生是很好的人，同时又受希特勒的压迫。
我送完了信，又回到S家去，我上楼说：
“可以啦，大概是可以。”
回信，我并没拆开读，因为我的英文不好。他们两个从地板上坐起来。打开这信：
“随时可来，我等候着……”池田说信上写着这样的话。
“我说对么！那医生当我临走的时候还说，把手伸给他，我知道他就了解了。”
这回鹿地并不怎样神气了，说话不敢大声，不敢站起来走动。晚饭就坐在地板的席子上吃的，台灯放在地上，灯头被蒙了一块黑纱布，就在这微黑的带着神秘的三层楼上，我也和他们一起吃的饭。我端碗来，再三的不能把饭咽下去，我看一看池田发亮的眼睛，好像她对她自己未知的命运还不如我对他们那样关心。
“吃鱼呀！”我记不得是他们谁把一段鱼尾摆在我的碗上来。
当着一个人，在他去试验他出险的道路前一刻，或者就正在出险之中，为什么还能够这样安宁呢！我实在对这晚餐不能够多吃。我为着我自己，我几次说着多余的闲间话：
“我们好像山寨们在树林里吃饭一样……”按着我还是说：“不是吗？看像不像？”
回答这话的没有人，我抬头看一看四壁，这是一间藏书房，四壁黑沉沉的站着书箱或书柜。八点钟刚过，我就想去叫汽车，他们说，等一等，稍微晚一点更好。鹿地开始穿西装，白裤子，黑上衣，这是一个西洋朋友给他的旧衣裳（他自己的衣裳从北四路逃出来时丢掉了）。多么可笑啊！又像贾伯林又像日本人。
“这个不要紧！”指着他已经蔓延起来的胡子对我说：“像日本人不像？”
“不像。”但明明是像。
等汽车来了时，我告诉他：
“你绝对不能说话，中国话也不要说，不开口最好，若忘记了说出日本字来那是危险的。”报纸上登载过法租和英租界交界的地方，常常有小汽车被验查。假若没有人陪着他们，他们两个差不多就和哑子一样了。鹿地干脆就不能开口。至于池田一听就知道说的是日本的中国话。
那天晚上下着一点小雨，记得大概我是坐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两小箱笼颠动在我们膝盖的前边。爱多亚路被指路灯所照，好像一条虹彩似的展开在我们的面前，柏油路被车轮所擦过的纹痕，在路警指管着的红绿灯下，变成一条红的，而后又变成一条绿的，我们都把眼睛看着这动**错的前方。同时司机人前面那块玻璃上有一根小棍来回地扫着那块扇形的地盘。
车子到了同孚路口了，我告诉车子左转，而后靠到马路的右边。
这座大楼本来是有电梯的，因为司机人不在，等不及了，就从扶梯跑上去。我们三个人都提着东西，而又都跑得快，好像这一路没有出险，多半是因为这最末的一跑才做到的。
医生在小客厅里接待着鹿地夫妇：
“弄错了啦，嗯！”
我所听到的，这是什么话呢？我看看鹿地，我看看池田，再看看胖医生。
“医生弄错啦，他以为是要来看病的人，所以随时可来。”
“那么房子呢？”
“房子他没有。”池田摆一摆手。
我想这回可成问题了，我知道S家绝对不能再回去。找房子立刻是可能的吗？而后我说到我家去可以吗？
池田说：“你们家那白俄呀！”
医生还不错，穿了雨衣去替他们找房子去了。在这中间，非常恐慌。他说房子就在旁边，可是他去了好多时候没有回来。
“箱子里边有写的文章啊！老医生不是去通知捕房？”池田的眼睛好像枭鸟的眼睛那么大。过了半点钟的样子，医生回来了，医生又把我们送到那新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