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随着时代的变化，“道”之内涵已有很大的不同，但自戴震以来的求“道”方式却无根本性的改变。刘师培所做的“援西入经”工作只不过是随时代变迁而至的内容上的更新，即所求之“道”需综合中西思想、学术方能得之，其所遵循的研究策略则仍为“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然而如此一来，传统经学便很难有立足之地了。内容上的改变，尤其是西学所代表的现代学科体系的进入，势必使经学分化瓦解，从庞大而混沌的知识体系分解到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文学、天文学、地理学等各个具有鲜明现代特性的学科中，小学亦随之转化为现代语言文字学。沈兼士、罗常培等人所做的努力乃至后来“文化语言学派”的出现，便是这种学术转型的充分表征。由此，刘师培所做工作的意义自是不可低估。
三、“好依傍”的“痼疾”
西学东渐是一个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人对西学的了解由浅入深。刘师培所处的时代，正是西学刚刚开始成建制、成体系地进入中国的时代，中国学者对西学的理解还远未成熟，浅薄之病在在皆是。所以，尽管是国学大师，刘师培仍不能免于此病。
前已言及，刘师培的交融中西学术，常有中西学两相比附之时，如“近世泰西巨儒倡明名学，析为二派，一曰归纳，一曰演绎。荀子著书，殆明斯意。归纳者，即荀子所谓大共也……演绎者，即荀子所谓大别也”[23]；西汉时“国有大政大狱，必下博士等官会议”，此为“上议院之制度”，三老、啬夫诸官之设“即西国地方自治之制度也”[24]。此类比附，固然可以使人易于理解和接受与中国文化背景全然相异的西学，并在中国古典学术迈向现代形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刘师培而言，这样做也有借西学阐释中学的用意，与其接纳西学的出发点相符。不过尽管如此，必须指出，这是一种较浅薄的类比，就像梁启超后来所批评的：
中国思想之痼疾，确在“好依傍”与“名实混淆”。若援佛入儒也，若好造伪书也，皆原本于此等精神。[25]
可以说，刘师培未能逃离“好依傍”的“痼疾”。当然当时并非刘师培一个人这样做，但他是做得较充分且影响较大者，在为数甚多的具深厚国学根基又接纳西学者中颇有代表性，故不能不将其此一弱点揭示出来。
在如何对待西方学术原理与学术方法，尤其是如何交融中西学术的问题上，同样为学沟通中外的章太炎显然比刘师培头脑清醒。1906年他发表《某君与某论朴学报书》，其中言道：
今乃远引泰西以征经说，宁异宋人之以禅学说经耶！夫验实则西长而中短，谈理则佛是而孔非。九流诸子自名其家，无妨随义抑扬，以意取舍。若以疏证《六经》之作，而强相比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稽古之道，略如写真，修短黑白，期于肖形而止。使立者倚，则失矣，使倚者立，亦未得也。[26]
此文虽非专系针对刘师培之学而发，但在当时“引泰西以征经说”的最显要者即为刘氏，故“强相比傅，以为调人，则只形其穿凿耳”之类的批评，不啻是对刘氏的批评。1907年，章太炎又发表《社会通诠商兑》，以丰富的例证批评严复用甄克思《社会通诠》的原理将中国历史亦划分为图腾、宗法、军国三个发展阶段的做法，认为严复此举是“附会以加断”，与中国历史文化之客观事实不合，进而反对把西方学术原理当做学术研究的教条。[27]与之相比，如前所述，刘师培对《社会通诠》是极为信从的，多次引用其说以解释中国史实。可见章、刘相较，章更断制精严，不盲从盲信。可贵的是，在章太炎之后，刘师培对如何运用西学也有了新的认识。1908年，刘师培发表《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内中言：
或谓中邦之籍，学与用分；西土之书，学与用合。惟贵实而贱虚，故用夷以变夏。……盖唯今之人，不尚有旧，复介于大国，惟强是从，是以校理旧文，亦必比勘西籍，义与彼合，学虽绌而亦优，道与彼歧，谊虽长而亦短。故理财策进，始崇管子之书；格物说兴，乃尚墨家之学。甚至竺乾秘编耻穷源于身毒，良知俗说转问学于扶桑。饰殊途同归之词，作弋誉梯荣之助，学术衰替，职此之由。[28]
这表明他亦反对在学术研究中不顾具体情形惟西学是尚的风气。也许正是章太炎的反思之论引发刘师培的思考从而有此共鸣，不过对刘氏而言，交融中西学术的**已过，1908年起他极少再有这方面的论著问世，这种事后总结已不能救治以往的肤浅比附之病，但对同代人和后来人仍有警醒之效，所以仍有其意义。
[1]《新民丛报》，第1号，1902-2-8。
[2]刘师培《甲辰年自述诗》曾言：“西籍东来迹已陈，年来穷理倍翻新。只缘未识佶卢字，绝学何由作解人。”载《警钟日报》，1904-9-11。
[3]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左盦外集》卷8，见《遗书》，1480页。
[4]马君武译：《自由原理》，见莫世祥编：《马君武集》，46、51页，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5]J。S。Mill，OyaioiveGover，Oxford，BasilBlackwell，1946，pp。30、41。
[6]王仁俊辑编：《格致古微》卷一，光绪二十二年刻本，参见李天纲：《基督教传教与晚清“西学东渐”——从〈万国公报〉看基督教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见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504页。
[7]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见《遗书》，506、514页。
[8]严复：《天演论·自序》，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5册，1319、132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9]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52、53页。
[10]严复：《阳明先生集要三种序》，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2册，237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严复：《救亡决论》，见《严复集》，第1册，45页。
[12]参见严复《政治讲义》、《译斯氏〈计学〉例言》、《名学浅说》夹注、《原强》等的有关论述。
[13]严复：《原强》，见《严复集》，第1册，6、7页。
[14]严复：《原强修订稿》，见《严复集》，第1册，18页。
[15]参见刘桂生主编：《时代的错位与理论的选择——西方近代思潮与中国“五四”启蒙思想》，75、76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89。
[16]刘师培：《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左盦外集》卷六，见《遗书》，1439页。
[17]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见《遗书》，566、567页。
[18]刘师培、林獬：《中国民约精义》，见《遗书》，570页。
[19]刘师培：《理学字义通释·序》，见《遗书》，460页。
[20]1902年章太炎在《致吴君遂书》中言：“近方草创学术志，觉定宇、东原，真我师表，彼所得亦不出天然材料，而支那文明进化之迹，借以发见。……试作通史，然后知戴氏之学弥仑万有。即小学一端，其用亦不专在六书七音。顷斯宾萨为社会学，往往探考异言，寻其语根，造端至小，而所证明者至大。何者？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传记者已寡，唯文字语音间留其痕迹，此与地中僵石为无形之二种大史。中国寻审语根，诚不能繁博如欧洲，然即以禹域一隅言，所得固已多矣。”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17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
[21]《陈寅恪先生来函》，见《沈兼士学术论文集》，20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6。
[22]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见《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363页。
[23]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见《遗书》，506页。
[24]刘师培：《两汉学术发微论·两汉政治学发微论》，见《遗书》，530页。
[25]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见《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72页。
[26]章太炎：《某君与某论朴学报书》，载《国粹学报》，第23期，1906-12-5。收入《太炎文录初编》之《文录》卷二时题为《与人论朴学报书》，文字有所不同。
[27]章太炎：《社会通诠商兑》，见《太炎文录初编·别录》卷2。
[28]刘师培：《国粹学报三周年祝辞》，《左盦外集》卷17，见《遗书》，17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