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文章与救世：北宋士人心态及其在文学观念上的反映
小引：古代士人的文化分流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主流文化是士人阶层的文化。但是由于士人阶层在经济、政治上并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立的社会集团，故而他们所承担的文化价值观要取决于各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例如，君主对待士人阶层的态度就是这样一种具有极大影响力的因素。春秋战国时代，各诸侯国君主为了自身利益，大都对士人采取礼敬尊奉的态度，争士、养士之风一度大盛，这就培养起士人自尊自贵、自强自立的主体精神和独立意识。表现在文化上，则是社会规范性、批判性以及重构社会价值体系之企图的凸显。秦汉之时，君主对士人阶层加强了控制，对学术文化也采取积极干预的政策，于是士人文化中那种强烈的主体精神就大大淡化了，代之而起的则是为君权寻求理论上的合理性以及较为隐晦的方式制衡君权的倾向。
又如，社会的动**不宁也是对士人文化产生极大影响的一种外在因素。战国时期子学的发达与诸侯混战的社会现实有直接关系。诸子之学本质上都是为了拯救社会开列的药方，这种为社会开药方的精神是导致“百家争鸣”的主体原因。唐中叶以后出现了诗歌上的新乐府运动、散文上的古文运动、学术上的儒学复兴运动，这都是士人社会文化价值观转变的产物，而士人价值观的转变，又直接导源于唐中叶以后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君主昏聩所造成的社会衰颓趋势。
在各种外在因素刺激下，士人文化中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价值取向。一是救世，二是自救。所谓救世，作为一种文化价值取向，它主要表现为一种强烈的社会使命感，即重新安排社会的企图。在先秦，孔子、老子、墨子等人的学说是士人阶层救世意识的主要代表。到了战国中晚期，孔学主要衍化为孟子之学（思孟学派）与荀子之学两大派。思孟之学自救意识（心性之学）与救世意识（仁政学说）并存；荀学虽仍保留了一些孔子的救世精神，但主要倾向于具体的治世驭人之术。后者是士人救世意识的一种变体，其特点是对君权的维护压倒了对君权的制衡。老子之学在战国中晚期则衍化为以自救为主的庄子之学与为君权服务的黄老刑名之术。墨学则发展为名理之学，其救世意识大大削弱了。到了秦汉以后，随着文化形态的丰富完善，士人阶层的救世意识在文化上主要表现为三种不同形式。一是恪守先秦诸子以道抗势的传统，积极建构以形上之道为核心的理论体系，试图从根本上为社会建立价值准则，为君主立法度，秦之《吕氏春秋》、汉之《淮南子》、唐代韩愈之“道统”论均是如此。二是遵循荀学精神，积极关注社会政治，为君主确立统一意识形态，并教化百姓的文化倾向。汉之陆贾、叔孙通、公孙弘、董仲舒，晋之傅玄，唐之孔颖达、魏征均是如此。三是以诗文为武器来达到讽谏君主，教化百姓的目的。汉之《毛诗序》《诗谱序》，唐代陈子昂、杜甫、白居易之文论、诗论同属此类。
所谓自救有两层含义：一是生命的自我保护，二是心灵的自我安顿。要做到生命的自我保护并不难，只要退隐即可。最为士人关心的是如何安顿自己的心灵。他们找到了两种文化方式：一是借形上之道以完成心灵提升，超越社会；二是借诗文书画以陶冶性灵，摆脱尘俗。前者的最高境界是形上价值之域，后者的最高境界是审美之域，这两种境界有其相通之处，那就是都使心灵获得自由。这两种自救方式都在魏晋南北朝士人手中得以完满成熟，又均为后世士人所奉行。
因此，以救世与自救为基本价值维度的士人文化在其成熟、定型之后呈现为三种基本形态：一是形而上学，二是经世之学，三是文章之学。在不同时代或者不同经历的士人那里对这三种文化形态有不同的选择，但一般并不形成彼此间明显的对立与冲突，只有在北宋时期，这三种文化形态出现了较为激烈的碰撞，并由此而产生三种明显不同的文学价值观。下面，我们即从考察北宋时期士人心态入手，来研究这三种文化形态各自的特质及其对文学的不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