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论小考[1]
序
日本战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思想中的民主观念，是从战前尤其是从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经过战争中的法西斯主义时期到战后一直延续下来的。在教育思想史研究上，这种意见由来已久。在此，我们应当注意到的是：这种民主观念在具有所谓“正”的观念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恰如硬币的正面和背面的关系一样，又具有所谓“负”的观念遗产。大正民主主义运动时期，在日本国内确实伴随着经济发展，国民觉悟到自己的权利，要求民主，开展民主运动。这就是我所说的“正”的观念。但是，那时候在国外日本军国主义正在侵略亚洲诸国，也就是说，大正民主主义运动的物质基础是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外侵略和扩张海外市场所带来的国内经济发展。并且这种物质基础影响到所谓的“正”的民主观念的性质。所以，我认为抓住所谓“正”的遗产连续性的同时，还应抓住“负”的遗产（包括在体制上和思想上）的连续性。为了对日本目前的教育问题作深层次的分析，并且返回到我们所谈得问题上来，这一工作显然是不可缺少的。我认为这项工作必须从把我处于跟日本大正民主主义运动对立的位置上的中国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形成的教育思想开始。这是什么原因呢？战后民主教育观念是在对目前和战争中的处于支配地位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反省上建立起来的，战后民主教育观念在法规上的具体体现是《日本国宪法》第26条以及《教育基本法》，它们预期培养出具有向人类开放的民族共同性的，并且为人类的普遍性价值而做出其贡献的国民。既然如此，进一步深刻地分析这种民主观念，使其结出更丰硕的成果，是生活在今天的人们的职责。
中国因1839年的鸦片战争而受到“近代”的冲击，其后太平天国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相继发生，内忧外患重迭。帝国主义诸国也逐渐暴露出了它们的本质，使中国在世界帝国主义秩序中处于被瓜分统治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清朝统治阶级内部的改革尝试，从以上层官僚为中心的洋务运动转移到以下层官僚为中心的变法维新运动。这些尝试都失败之后，又转移到以海外归国留学生和华侨等这一类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革命运动上去。
义和团事件发生不久，清朝统治阶级为了挽救其濒于崩溃的体制危机，对于以往培养人才和选用的方法加以检讨，开始了教育制度的改革。其结果主要是从日本雪莱的“新式学堂”的开设（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和科举制度的废除（1905年）。这可以说是中国教育进入“近代”的分界线。以此为开端，以后，中国经由日本间接地以及由留法归国学生直接地吸取了西欧思想（主要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教育方面，赫尔巴特（J。F。Herbart）五段教学法等传入，被学校课堂广泛采纳了。由于这些西欧思想同在列强侵略下所掩盖的清朝异民民族统治的假象的暴露，封建宗教势力的衰弱，束缚农民的枷锁的松弛，以及排满兴汉思想的流行等因素相结合，导致了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政府垮台，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
可是，这个民国革命由于袁世凯的帝制复活而在事实上失败了。更因为“民国”观念本身在国民党新政权的压制下，成为与人民完全无缘的东西。在这一过程中，许多知识分子受到了挫折。这时，在“黑暗”的现实之中，他们开始探寻如果建立并培养革命主体，并且寻找能够打破国民党政权压制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以“民主主义和科学（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为口号，《新青年》杂志（第1期称为《青年杂志》）开始介绍海外新思潮和批判儒教。它作为把自发地加深思索的知识分子集合的核心，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是1915年的事情。这个运动产生了以批判儒教即伦理革命和文学革命为主的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创造了条件，并成为以后国民革命兴起和进展的端绪。
在教育方面，从“日本来”的潮流被“从美国来”的潮流所取代是在《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后，其背景是：民国初年起美国教会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校在高等教育领域中起了较大的作用，以及留学归国学生在当时社会中处于重要地位，加上新文化运动开展过程中，美国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技术开始为社会所重视。1917年后，设计教学法（projectmethod）的实验在学校里开始着手。此外，以大学生为中心，开始组织了各种各样的“平民教育”的实践活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三天前，杜威（J。Dewey）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等人的邀请访问中国。杜威在中国的两年多里，在中国各地巡回讲演介绍自己的学说和理论。1921年9月，和杜威交叉着，孟禄（P。Monroe）也来中国访问，直到1922年4月，一直与中国教育界的有关人士相接触。这两个人的访问，可以说大体上决定了中国教育界走向美国到了这种倾向。其后，中国教育界进入了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时代。1922年以引进美国“六·三·三”学制为基本内容的“新学制”（《学校系统改革令》），是这个美国化倾向的结果之一。这个倾向是以欧美自由主义教育的兴隆为其世界背景的。
陶行知以这些时代状况为背景，1917年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活动，像被称为“反侵略、民族解放的教学”那样，经过各种形态，终于归结到谋求从帝国主义诸国的侵略尤其是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下，把民族的解放出来的教育思想。在这一思想发展过程中，陶行知为了清除封建伦理的残余，在教育这个社会机能的一个侧面努力工作。因为随着中国被列强编入世界帝国主义秩序。国内旧统治机构加深了与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关系。这个旧统治机构的支柱就是“封建”伦理的残余。
就像下面所述的那样，在20年代后半个期到30年代中期，陶行知把反侵略与反“封建”相结合，确定自己教育思想的基础。这一段时期也同时经过“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和“七七”事变而进入全面战争的一段时期相吻合。
本文旨在试图概述在中国国民革命进行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被称为人民教育家的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结构。
一、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
陶行知于1891年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一个贫穷家庭里。从小时候其就显示出他的才能，并在教会学校里无偿地接受教育。1910年，进入南京金陵大学（当时称为南京汇文书院）。翌年，辛亥革命爆发，陶行知积极投身于革命运动。1914年，从金陵大学毕业后赴美国留学。先在伊利诺大学（UyofIllinois）学习市政学。其后转校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TeachersCollege，biaUy）以杜威为师，并与1917年归国。上述经历对于陶行知日后形成其教育思想的基本理论，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
归国后，陶行知开始了他的教育家的生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开展，按照其实践形态，通常划分为六个时期。第一期，提倡教育改造时期（1918—1926年）。即陶从美国留学回来后担任南京高等师范教授，后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埋头于“平民教育”运动，到辞去教职的一段时期。他在南京高师时，对旧的传统教育做了严厉的批判。修改“教授法”和“教学法”，把学校里的教育主体从教师转换为儿童。在此同时，主张“教的方法是根据学的方法”，提倡“教学合一”。并且把教育的实验主义应用于职业教育，摸索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的职业教育的理想形态。
在新文化运动过程中，知识分子竭力寻找革命的主体。1919年，以北京大学学生起来抗议巴黎和会的屈辱外交为契机，展开了“五四”运动。陶行知通过“五四”运动，感受到了民众的力量，开始倡导“平民教育”。1921年，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陶担任主任干事，1923年，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北京成立，陶又担任为书记。他跟朱经农等人编辑了识字教科书——《平民千字课》，组织了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和平民问字处，开展了平民运动。但是，陶行知对阶级性认识不足，他的思想带有一些阶级调和的倾向，而且他的运动本身适应民族资本主义家的要求而产生出来的。由于这些原因，作为一场群众性的运动，平民教育与现实的人民生活相分离，因而难以坚持下去。
第二期，乡村教育实验时期（1927—1930年），即以晓庄师范学校为中心的实验来尝试农村的改造的时期。通过这一段时间，陶的思想得到飞跃。陶在晓庄师范的实践里把学生解放出来，培养出具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以此为目的，陶在国民革命进行的过程中，着眼于农村里的封建统治机构残余的影响。为了消除这种影响。要把学校和农村在反封建军阀、反土豪劣绅的斗争中相互联合起来。在他的思想里，联合学校和农村的核心概念是农村儿童的“生活”。对此，他援用经验主义，组织了生活中心主义的师范教育实践。
从这一点出发，他建立了在教育上的认识论“行是知之始”和方法论“教学做合一”。“行是知之始”，是他用经验主义批判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后产生的。而“教学做合一”则是把“教学合一”在“做”的基础上加深而得出来的。其后，作为对这个“教”“学”“做”概念的深化，产生出来的是陶的教育观“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至此，可以看到陶行知教育思想基本形成。
陶行知的这种教育思想发展的背景是：革命战线分裂，国民党统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激烈的农民运动，以及晓庄师范成立了共产党地下组织，晓庄师范向“革命”的转变等。晓庄师范向“革命”的转变，结果导致蒋介石下令封闭晓庄师范。这一过程中，陶行知逐渐加深了他的阶级认识。1930年4月，晓庄师范被封闭。同年秋，陶行知也被追捕，流亡日本。
第三期，推行普及教育时期（1931—1935年），即陶行知从日本流亡归来后，开展“工学团”到1936年提出“国难教育”口号为止的一段时期。1931年春天，陶从日本回国后，寄望于“科学救国”。开展“科学大众化”运动。在这种实践中，陶对旧传统教育中知识和劳动相分裂的现象作了批判，以期用教育的方法培养出手脑相结合的，具有创造新价值的能力的人。可是，这个“科学大众化”的内容跟人民日常生活的需求有一定的距离，因而进行极为困难。
由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国抗日救国运动在全国广泛的开展，陶行知也积极地投身于这一场运动。他猛烈地批判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向人民呼吁抗日救国。在这一过程中，产生了“工学团”思想的萌芽。工学团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集体，是他的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作为他的实践手段。陶设想了“小先生”制，1933年，陶创立了生活教育社，开设山海工学团，开始了他新的教育实践。
在山海工学团里，团员上午学习语文、算术、自然科学等，下午参加劳动工作，它的收入作为办团经费。当时，这种教育方法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随着山海工学团的成立，许多儿童工学团和劳工工学团陆续成立，并且附设了幼儿园和农民夜校。陶行知通过这一实践，正式采用“小先生”制，并于1934年2月创办了半月刊《生活教育》，编辑了《山海工学团丛书》，以普及“小先生”运动。与此同时，确立了它的实践原则“即知即传人”。在这一实践中，儿童明确地居于教育实践主体的地位。
第四期，国难教育到战时教育时期（1936—1938年），即陶行知提倡“国难教育”以后出访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作“为了抗日的旅行”，到归国为止的一段时期。这一段时期，日本策划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和国内买办资产阶级出现妥协的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出现了**。以这种情况为背景，陶行知以在“工学团”运动时候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为基础，他对社会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1935年的“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成为他对社会的认识产生很大的飞跃的契机。他提出“小众”和“大众”的概念，加深对社会的认识，更明显地把握阶级性。与此同时，进一步看穿了这些阶级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关系。并且，他抓住“文化”的问题，把“大众”置于创造“文化”的主体地位，提出“文化”是解放“大众”的武器而且跟政治、经济有密切的关系，增强自己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志向。
1936年7月，陶行知接受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委托，为了让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斗争，出国旅行。在这次旅行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必要性，增强了自己的人民民主主义革命的志向。1937年，“七七”事件爆发，以此为开端，中日两国进入了全面战争。这种情况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了条件。陶行知在纽约听到了这一消息，提出了“战时的教育”的口号，1938年，又提出了“全面教育”的口号，同年秋，回归到全面的战争状况下的中国。
第五期，推广全面教育时期（1939—1944年）即陶行知归国后创设育才学校，开展实践，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为止的一段时期。陶行知归国后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就任理事长，积极开展教育工作。他以在出访28个国家和地区过程中得到的认识为基础，提出教育是“民族”“大众”“人类”解放的工具。基于这种认识，他开始了育才学校的实践。育才学校作为难童学校，以“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的幼苗不至枯萎，而且能够发展”，使得他们成为肩负中华民国重任的主体为其宗旨。1939年陶创办育才，在学校里采用集体主义的教育形态。在陶的实践中第一次设置了正规课程，试图向从老百姓中来，要回到老百姓中去的儿童系统地传授“开发文化宝库的钥匙”，并且开设社会科学小组，促进儿童对社会的认识的发展。
其后，育才学校积极拥护和支持共产党地下组织，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实践。在这一过程中，陶行知增强了作为“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的性质。
第六期，实施民主教育时期（1945—1946年）即抗日战争结束后，陶行知着手社会大学的实践，到1946年逝世为止的一段时间。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追求民主主义、人民解放的新的社会形式下，陶行知开展“民主教育”运动，摸索出民主主义实现的阶梯是社会大学，社会大学是以1945年重庆市民自发地组织和进行的市民讲座为母胎，于1946年创办的夜校。社会大学是到今天为止的陶行知教育思想的集中表现，在社会大学里设立政治经济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郭沫若等知识界进步人士担任讲课，人民大众称它为“民主的堡垒”，社会大学可以说是在民族已获得了解放的情况下，人民大众为自觉地解放自己而力求实现人民政治的志向的一种表现形态和实践。
以上，我们概观了陶行知的生涯及其思想和实践的发展过程。但是并不是十分全面。他的教育实践可以说是，在各个历史阶段下的人民大众的“生”的表现，而且是陶行知本身对这种情况有了切身了解，并涉及影响和创造新的时代状况的过程。在这种实践过程中形成并且确立的就是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二、基本思想与框架
陶行知的教育思想，按他的话来说，称为“生活教育”论，其基本思想是为了培养解决中国亟待解决的政治课题的人才，这就是他教育思想的中心课题。陶行知考虑的是如何在教育这个社会机能的一侧面上唤起人民的觉醒。这种思想，在陶行知从美国留学归国不久，刚开始其教育家的生涯的时候，在他的论稿中已能够看到。他在主张要重视为了经济发展的职业教育的过程中，提出职业教育应该以“生利”为主，为此必须重视科学的方法。并且讲到现在中国利己主义横行，主张为了把中国从被侵略状态解放出来，必须把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在第一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