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平民教育
蔡元培指出，杜威提倡“平民主义”。“平民主义”是“democracy”的译语之一。作为汉语音译，当时有“德谟克拉西”，试着检索周愚文等编《教育杂志（1909—1949年）索引》（台北：心理出版社，2006年），发现在杜威来访不久之后的《教育杂志》上散见冠以“德谟克拉西”为题的论文。例如，木心《教育与德谟克拉西》、等观《何谓德谟克拉西》（《教育杂志》第11卷第9期，1919年9—10日，该号是德谟克拉西特集号）等。这些文章介绍了包括杜威在内的美国教育学说。《教育杂志》在当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可以认为它对杜威的democracy概念在中国的普及起到了一个重要作用。
众所周知，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同为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一般认为，新文化运动始于1915年上海发行的《新青年》前身的《青年杂志》。但是，据我所知，“民主”和“科学”并不能说是1915年以来新文化运动的一贯口号。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发刊词的《敬告青年》（1915年）中，提倡青年应该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有“科学”一语而无“民主”一词。其后，陈独秀针对袁世凯政权和康有为等孔教会的举动，从恢复“共和”的观点撰写了批判性的政论，其中也没有高举“民主”。实际上，陈独秀迟至1919年的《〈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六卷第6号，1919年1月15日）才将“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相提并论的。他在文中指出，“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说，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这种想法，在《〈新青年〉宣言》（1919年12月1日）中开花结果。
总之，陈独秀对“民主”与“科学”的理解，可以说大部分来自杜威。陈独秀对“民主”的理解，受杜威北京五大演讲之一《社会哲学与政治哲学》（1919年9—10月）的影响很深。陈独秀在《实行民治的基础》（1919年11月2日）中提及杜威的演讲和作为democracy译词的“民主主义”，列举了政治的民治主义、民权的民治主义、社会的民治主义和生计的民治主义四种。其中后二种与“社会生活向上”相关，陈独秀尤为重视。
由此可知，在1919年阶段，有关杜威的介绍就已经充斥于报纸杂志。陶行知《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1919年3月31日）是杜威访华之前的代表性介绍文章。此外，在《新潮》（第3卷第2期，1920年）中，业已发表了杜威《哲学之改造》的节译。傅斯年在《新潮》发表了关于实用主义人生观的文章。罗家伦担任杜威《思想之派别》的演讲记录，并撰写了序文。
当时，作为杜威“democracyedu”译词的“平民教育”，迄今为止，后世史家是如何认识的呢？这与中国对杜威思想的接受程度密切相关，让我们来看看几本教育史家的著述吧。
任时先在《中国教育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中，列举了“科学教育思想”和“平民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五四运动以后的教育思想”。指出后者的“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盛行的主要原因是五四运动时期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流行。任时先在康有为大同思想中发现了平民主义教育思想的萌芽，又断言蔡元培于民国元年在参议院进行的政见演说中的“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就是提倡平民教育思想。总之，任时先认为在中华民国建国的同时就有了平民教育志向。在此之前，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华书局，1929年）中就有题为“民治教育思想”一节。所谓“民治教育”，就是德谟克拉西（democracy）的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异名，由于担心平民教育有可能被误解为《平民千字课》的平民教育而改用了“民治教育”一词。《平民千字课》（1921年）是晏阳初（1894—1990年）与陶行知（1891—1946年）共同编纂的识字教育课本。也就是说，晏阳初与陶行知的“平民教育”不同于舒新城的所谓“民治教育”。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陈青之在《中国教育史》（1936年）中提到了同时期的三大教育运动，即“职业教育运动”、“平民教育运动”和“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三种。作为“平民教育”的定义，引用了陶行知所说的“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中华教育界》第14卷第4期《平民教育概论》），认为他们所谓的平民教育不过是识字运动。
由此可知，舒新城的“民治教育”不包括陈青之所谓识字教育的“平民教育”。舒新城引用了姜琦在《新教育》第一卷第4期上发表的《教育上德谟克拉西之研究》，认为“教育上之‘德谟克拉西’者，无论在文化上或者教育本身上，从个人方面而论，当尊重各个人之权利（right）、平等（equality）、自由（liberty）。详言之：即尊重各个人之人格，与其应享之权利，使之实行其义务也。从社会方面而论，当依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之原则，不许有何等之社会的秘密，社会的独占。夫社会需为各个人而开放，推而广之，及于世界，在正义人道的理想之下，组织所谓‘国际的国民同盟’以保持世界之和平，促进文化之进步也。易言之：吾人在公正、平等、自由之下，各自独立，以营个人之生活；而在共同利害之下，互相扶助，以营社会之生活者，即‘德谟克拉西’之真相也。”可以说原样照搬了杜威所谓的“平民主义教育”之一端。
后来的研究者大致皆沿袭上引舒新城、任时先、陈青之等人的研究。“平民教育”一词的推广，受到杜威影响的观点是毋庸置疑的。不过，需要作一些补充。此处所论“平民教育”之中，大众识字教育和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的概念混杂在一起。
其原因之一是杜威带到中国来的“democracy”存在着翻译上的问题。“democracy”的译词，在日本和中国原本就未能确定，因而概念上的混乱是在所难免的。
例如，杜威的DemodEduIntrodutoThePhilosophyofEdu，（1916）以《民本主义之教育》（杜威原著，田制佐重解说，隆文馆图书株式会社）为题，于1918年被翻译成日文（节译），并加以解说。又于1919年由帆足理一郎译为《教育哲学概论——民本主义之教育》（洛阳堂）。二者都依仿吉野作造将democracy译为“民本主义”。但是，田制佐重，却在1927年出版了十七章全译本《民主主义之教育》。需要注意的是，在此，“民本主义”被译成“民主主义”。从这个例子来看，“民主主义”译词在日本的固定，是在1927年。
在新文化运动两大主题的“德谟克拉西”与“赛因斯”之中，“德谟克拉西”得到提倡，被认为是在1919年杜威即将访华之前。不过，关于这个“德谟克拉西”的真相，有共产主义思想流入的原因，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议论并不一致，此外，胡适与李大钊也存在对立，没有进行建设性的论争。
DemodEdu虽说是杜威的主要著作，但是非常费解，很难想象社会和历史背景都与美国大不相同的中国人能够充分理解此书。我觉得只是“德谟克拉西”和“教育”等词语在孑然独行而已。（实际上，日本也存在着相同的情况。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狂热接受杜威，与“民主主义”一词不无关系。）
在中国提倡“平民教育”的人，是如何认识democracy和“平民主义”的呢？20世纪20年代初，以北京为中心的大都市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其中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的活动广为人知。《北京大学平民演讲团征集团员启》（1919年3月）指出“共和国家以平民教育为基础。平民教育，普及教育也，平等教育也。”正式开展实际活动是从1921年、1922年前后开始的，学生志愿者走到北京市内和农村，进行露天演讲。其活动情形可以通过《北京大学日刊》的报道来了解。这些都是以识字教育为主，与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无关。
此外，据我所见，在同一时期，平民教育领袖之一、留美派的晏阳初在平民教育的相关论说中，并没有提到杜威。它清楚地显示出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与杜威的平民主义教育毫无关系。
当时，北京大学相关人士蔡元培、邓仲夏、罗家伦等人也有关于“平民教育”的宣传，肯定是意在声援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平民教育运动。但是，他们的议论远远脱离实践，仅仅停留在思想和理论领域。
相比之下，更为重要的是，以“平民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新教育”论者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尽管也与“实践”相距甚远，但是他们主张“新教育”的必要性。陈独秀在《平民教育》（1922年）中指出“教育虽然没有万能的作用，但总算是改造社会的重要工具之一，而且为改造社会最后的唯一工具”，强调“平民教育”的必要性。但是，并没有提到它的具体内容。
此处值得关注的是，把“教育”和“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论述。作为society的译词，“群”因为典出《荀子》而为中国知识分子所惯用，但是不久之后，“群”被“社会”所取代。关于它的过程，可以通过20世纪20年代初严复对society译词的选择上，窥其一端。例如，在严复翻译的《社会通诠》（1906年，原书为EdwardJenks，AHistoryofPoliti，1900）中，尚未“群”与“社会”并用，显示了由“群”向“社会”过渡的过渡期。其后，“社会”一词的固定不纯粹是译词上的问题，“社会”进入到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之中（比较早的有朱执信《社会革命》的主张），其后，正如可以在《新青年》集团身上见到的那样，他们将“社会改造”作为自我使命之一进行思考。
蒋梦麟早在1919年的《和平与教育》（1919年1月）中就已经指出：“牧民政治之反面，即平民主义是也（或曰民权主义）。平民主义，首以增进平民之能力知识为本，使人民咸成健全之个人，倡造进化的社会。”
蒋梦麟的所谓“平民主义”指杜威理论。照搬杜威理论，带有很强的所谓“教育救国”论色彩。和陈独秀一样，他相信通过“教育”使“社会”得到“进化”和创造。这也是“新教育”要实现的目标。
第四节杜威演讲与陶行知
陶行知1891年生于安徽歙县近郊的小村庄。读完当地的学校之后，于1910年考入南京的金陵大学。少年时代倾向于王阳明学说，当初取名知行（后改为行知）亦是缘于此。实际上，陶改名知行、行知，是在后来的1934年，为了避免混乱，本文统一为“陶行知”。关于改名的逸事，详见陶行知的《行知行》（1934年7月16日）。其中说“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表示自己实际上早已不再信奉“知行”，而是信奉“行知”，此际正式宣布“改名”。
此后，陶行知于1914年自费留美，先在伊利诺伊大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师从杜威。
1917年，结束了不满三年（没想到这么短）的留美之行，归国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来的东南大学）教授教育学，是中国最早的将教育学教授。1923年辞职，在从事平民教育实践之前，当了短暂的大学教师。他在南京高等师范时期就将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的英文原著作为教材使用。
1927年，在南京郊外的晓庄开办了实验性质的学校（1930年被国民党关闭）。这个时期恰值新文化运动高涨，先是杜威来访，接着1921年9月（至1922年1月），代表20世纪美国教育学的教育学家保罗·孟禄（PaulMonroe，1869—1947）访华，以留美派为中心在教育界掀起了一股以“新教育”为目标的美国化浪潮。1923年成立平民教育推进社，晏阳初为总干事，陶行知为理事会书记。
陶行知对“新教育”有什么样的想法呢？他在《新教育》（1919年7月，《教育潮》第一卷第4期）中，用了很大篇幅谈到了杜威、学校和社会。“‘教育’是什么东西？照杜威先生说，教育是继续经验的改造（uousrestruofexperience）。我们个人受了周围的影响，常常有变化，或是变好，或是变坏。教育的作用，是使人天天改造，天天进步，天天往好的路上走。”“新教育的目的……再概括起来说，就是要养成‘自主’‘自立’和‘自动’的共和国民。”“学校是小的社会，社会是大学校。所以要使学校成为一个小共和国。”从以上所用的这些用语来看，可以看出杜威的影响是很明显的，他朴素地接受了杜威的学说。
在杜威访华之前，陶行知就已经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1919年3月）中，对作为“平民教育”者的杜威做了简洁的概括：“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
杜威对陶行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的，是在杜威访华之后。不过，陶行知没有从正面论述杜威理论的文章，多是停留于片段式的提及。但是，我们从“我拿杜威先生的道理体验了十几年……”（陶行知《思想的母亲》，1931年11月，《申报·自由谈》）从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对杜威的敬慕之情。
陶行知一面陪同杜威在中国演讲旅行，一面全面接受杜威的思想，并加以实践。而杜威对陶行知等中国人究竟谈了些什么？
对于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变成汉语活字的讲演录是了解杜威的最有力手段，因而我想就此来探讨一下。
杜威在中国最初的一系列演讲（在上海）中，首先谈到了“平民教育”。在《平民主义之教育》演讲（1919年5月）中，他说：“什么叫平民主义的教育呢？就是我们须把教育事业，为全体人民着想，为组织社会个个的分子着想，使得它成为利便平民的教育，不成为少数贵族阶级或者有特殊势力人的教育。”在《平民主义之教育》演讲（1919年5月）中，说：“共和国者则必须实行平民之政治：欲实行平民之政治，非有平民主义之教育不可。”所谓的平民教育，就是“公共之教育也，国民人人所应享受者也”。他接着又说：“平民主义教育之目的与贵族教育之目的不同。贵族教育之目的为一定，而平民教育之目的则重应变。其一就是个人天赋之本能而应材教之，其二依时势之要求以谋教育之适合。总之教育是活动而应变，非划一而机械者也。故平民主义教育之目的，在发长社会上个人之才力与精神为最大宗旨，非若贵族社会之限制人民。受良好教育者，盖因贵族社会其目的在保守，而民国社会则在进化。故民国国民必须人人能发长自动、自思、自立之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