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的思想性发展和特质》（节选）[1]
第一章陶行知童少年时期的活动和教育
前言
历来在陶行知研究中，通过其成长史来抓住他不曾用语言明确表达的思想基础是非常之困难的。包括笔者在内，很多场合是以陶在美国留学期间所形成的思想为出发点，在接受与超越杜威理论的模式中来处理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在这一模式中，仅把接受和超越当作是无联系的过程是不能抓住其实质的，而把“民族土壤的回归”这一陶自身主体的要素设定为联系媒介，就能抓住陶的内在思想形成过程。
在这一模式中，反映出以“欧洲对亚洲”二分法为基础的、而亚洲又内在克服欧洲的近代史认识。在此场合，“欧洲对亚洲”的二分法无法区别差异。它是价值序列中既对立且统一的、先验的二分法，是作为“亚洲”内在克服“欧洲”所预定的处理措施。总之，在这里，虽然价值的分裂带来了“欧洲”的侵略和“亚洲”的抵抗，却具有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把握这些，“亚洲”先于“欧洲”的原理是成立的，而“亚洲”是以“欧洲”为媒介而初步得以发展一说是否就抓住相互媒介的关系呢？同样应该持否定态度。
基于这一历史认识，陶行知对杜威理论接受的必然性就没有探究的必要了。这是因为，认为接受杜威理论是既存事实的一面，而以后超越的过程就等于是被内在克服的过程。因此，历来在陶行知研究方面（也有受资料的制约），作为研究对象，童少年时期没有被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
基于上因，拙作拟就陶行知步入教育家生涯之前，特别是童少年时期的人格和思想形成，联系当时的社会状况以及家庭环境，加以详细的叙述。并对陶行知为何选择从教，为何接受杜威理论等问题，作一明确解释。
第一节成长环境
（一）家庭
陶行知[2]于1892年11月出生于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是陶位朝（父）与曹翠仂（母）的长子，新安陶氏的祖先定居在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陶家堰。1510年（明正德五年），在明子公（国宁）一代分家，迁移至歙县西古溪开始创业。其后，在第11代舜延时期移居至歙县西乡黄潭源村[3]。陶家与诗人陶渊明源于一个家系，陶行知的祖先定居黄潭源村后，设宗祠取名五柳堂，以勉励后代学习陶渊明的气节，所以把周围一带称为五柳巷或陶家巷[4]。后来陶行知在南京晓庄办师范学校，把晓庄自己的居所称为五柳村[5]，可见家风长存。
陶行知原名文濬，双亲膝下有一男二女，长女即陶行知的姐姐宝珠，年幼时夭折[6]。为此，双亲对陶行知及其妹妹文渼倾注了极大心血。尽管族谱上的名字为世昌，并取乳名和尚，寄托于沙门，荫佛长寿，但仍改名为文濬，其妹也不拘于族谱上美珠之称，改名为文渼[7]。按传统说法，陶行知的双亲有二男二女，长男长女同在幼年夭折，陶行知是老三，为次男[8]。但据新安陶氏族谱，这一说法有违于事实，其原因大概是与歙县传统的墓碑名雕刻方法有关。中国过去有一习俗，即每隔一段时期便召开亲族会议，会后给各代子孙取一个字为辈分（因是父系社会，仅限为男子取名）。例如，新安陶氏的第2代是“永”字辈，第3代是“文”字辈，陶行知的父辈是第15代“位”字辈。陶行知是第16代的“世”字辈，预先给他的名字叫世昌[9]。歙县的墓碑因为是一族一墓，所以一族内人死后葬在族墓里。其墓碑名的雕刻方法是，男子出生前刻上所起的名字，待那个男子一出生就刻上下一个男子名。如果是女的，一般情况是不刻或者是死后再刻上。就新安陶氏而言，陶行知（文濬=世昌）出生前就在墓碑上刻上了“世昌”的名字，在陶行知出生时同时又刻上了下一个男孩的名字。姐姐宝珠之名是死后刻上的。就这种墓碑名的雕刻方法来看是为了使人流传后世。所以，过去人们认为陶行知有兄弟和姐姐[10]。其父陶位朝在陶行知出生前，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酱油业以维持生计，店名叫“亨达官酱园”[11]。但是，鸦片战争（1840年）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和洋货倾销，农村经济日趋破产。清朝政府腐败无能，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导致商店纷纷倒闭。亨达官酱园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得以而缩小经营规模。另外，陶位朝虽是兄弟四人中的老大，但与他三个弟弟不同，他是父亲允许的侧室之子，在兄弟中的地位很低，而且又过继给叔父作养子[12]，这一酱园刚好成了弟弟们寄生的场所。弟弟们只知吃喝玩乐，挥霍浪费，加重了酱园的负担，以致于亨达官酱园不得不停业。停业后，这个酱园的房屋和土地被亲戚及弟弟们瓜分，而剩下给陶位朝的仅仅是黄潭源村的老屋和1亩8分薄田，并且和他的弟弟们住在一起。陶位朝在陶行知出生前已回到黄潭源村种田务农。[13]
母亲曹翠仂是一个纯朴的农村妇女，勤俭持家[14]。例如，她帮助丈夫做事，还为丈夫和儿孙们理发，设法维持艰苦的家计。陶行知把母亲使用的剃刀视为“家宝”。母亲逝世后，他曾写有如下诗句[15]：
这把剃刀剃过三代头，
细数省下钱，
能买几担油。
陶家家境清贫，但需要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另外，尽管在解放前的农村妇女很少有名字，而在清末的陶行知之母已经有了名字（翠仂），连其姐妹也有名字，可见其父具有读写之素养[16]，在文化方面具有较高水平。
（二）故乡
陶行知的故乡歙县是一个整洁干净的小镇，高高的白壁与黑瓦屋顶形成鲜明的对比，一栋栋具有独特风格的徽州建筑物典雅美丽。陶行知出生时的清末歙县，经济非常落后。山地完全不适用于农业。自耕农的所有地低于全国的平均数。即使是地主也仅空有其名。因此，依靠所谓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不可能的，农民的流动性很高。所以，地主、自耕农、雇农、佃农的阶层分化也可以说是形式上的契约关系，地主、自耕农经常有转化成雇农层的可能，雇农、佃农因为生活贫苦容易弃农变成流浪层。由于都有浮沉下降的危机感，自然形成了精神上的平等观，建立了自由平等的关系。另外，交通也不方便，与外部交往必须从新安江的支流通过新安江、富春江才能到达杭州，此外就没有其他通道，缺乏发展工业的条件。其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经商致富，二是学以致仕。包括歙县在内徽州地区的商人，在全国享有“无徽不成镇”之盛名。在各地以新安会馆为中心设立据点，连成网络遍布全国。陶行知以后在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过程中，曾充分利用与这些徽州商人的关系。徽州商人的特征有以下三点：第一，必须具备向外发展的学问素养。歙县的学习空气非常浓厚，从幼时就开始注重“读书”。作为商人的整体要求是，除读书外，必须具备包括四书五经在内的古典文化修养；第二，为了求官而鼓励学者治学，但很多人在科举失败后，一方面辞去下级官职经商，一方面须与精通仕途的官吏保持密切关系；第三，同乡出身的高级官吏大多与政界官场维系着粗广的通道。利用这些既是商人，又是文人，又是官吏的特点，徽州商人在政府管理的茶和盐买卖行中势力逐步扩大。另外，因他们具有很高的学问素养与文化水平，与各地文人学士广为交接，取得了很好的信用，这是势力扩大的主要因素。
徽州商人家乡观念很强。他们在外一旦成功就热衷于衣锦还乡，资助故乡各种有形或无形的事业。歙县县城内所有用石板铺成的道路，街道每一个挖掘的水井，下水道的整修等，还有为当时一般山村小镇所不能想象的建筑设备，如上述徽州建筑样式，以及下面即将提到的学术流派之形成等等，都是以他们徽州商人的巨大财力为背景而孕育形成的。
徽州商人们是在以歙县为首的徽州地区的学术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同时又支撑着学术的发展，使徽州地区的文人们在清末时期形成了被称为新安派的一大学派。新安派具体包括画学、文学、中医学三个支派。新安派与徽州商人的社会关系四通八达，不仅以徽州地区，而且以上海、南京、浙江等长江下游一带为中心，其影响力波及全国。其中，为了致仕，学习目的相近于准备科举的文学派，是以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朱子学为基础的学派，对歙县的学生及一般民众的思想倾向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另一方面，新安派并不排斥其他思想因素，具有尽量接受的容允力，即使在新安派内部也存在诸多流派，有研究王阳明、支持阳明学派的，也有以八股文为中心的诗文研究流派等。而且，这些流派在学派内部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彼此之间常常发生论战。例如，在歙县，“名论团”是文人组织，他们定期进行学术交流，各逞辩才，交杯换盏，亲密无间。同时也与桐城派往来，文人们之间的学术交流非常盛行。
另外，徽州地区华侨也很多，如果说福建和广东的华侨是商人多的话，那么，徽州的华侨则是学者多。这些华侨同样也是在以歙县为中心的徽州地区的浓厚学风土壤上培养出来的，他们满怀望乡之情，对故乡的学风产生影响[17]。
陶行知就是生长在这块地上，度过了他的童少年时期。
第二节传统教育与中国古典教育
（一）经馆
幼年时代的陶行知，对象形文字感知敏锐，尽管不清楚寺堂上挂的对联的意思，却能描摹出来并写在地上，人们见此无不称奇[18]。旸村的私塾老师方庶咸看出陶行知是可造之才，再三向陶行知双亲劝说让陶行知到私塾读书，接受教育。陶家虽然陶行知就读，但家什并不富裕。如上所述，在学风甚浓的歙县，小孩子一到五六岁就入私塾，接受识字教育，而其父母在孩子入私塾时设宴招待私塾老师和村人，这已形成惯例。上私塾除必要的经费外，其他的耗费甚大，有孩子在私塾读书的家庭负担颇重。
对孩子而言，入私塾是一种礼仪。因此，私塾老师也须具有相应的资历。方庶咸就是秀才[19]。无论如何，方都难以舍弃陶行知的天资，后来免收学费，给陶行知破蒙，进行基本的识字教育。陶行知在此之后是跟父亲读书[20]。
1897年，陶位朝任休宁县万安镇册书之职，掌管田赋契约，便要举家迁居万安镇。陶行知得到外公、外婆的援助，入此地吴尔宽的经馆就读[21]，经馆是一种教授四书五经等古典的私塾，老师讲解的是有关四书五经的经义和自己的理解，以师生一对一地交换意见与讨论“对读”为基本教育方法。老师吴尔宽也是秀才，尤其在经学方面造诣甚深。陶行知一入私塾接受基础讲义，很快就与吴进行对读[22]。
（二）luo-bo（萝卜=大根）[23]的禅对
在与吴尔宽对读几年后的一天，陶行知在外公外婆家吃大根（萝卜）烧肉的时候，舅舅半开玩笑地与陶行知开始禅对。
“小和尚与先生对读的结果如何了？今天在舅舅面前试试看。”
“好呀，那么舅舅出个题目吧。”
“青菜，应以何相对？”
陶行知用筷子指着锅中的大根（萝卜），“青菜对大根，正好一对一。”
“这是最简单的，再来一个。在古城岩有个寺院，和尚每天早上在钟楼敲钟击鼓，钟鼓，钟鼓，钟和鼓，应如何答对？”
陶行知略略考虑了一下，答道：“萝卜。”
“哎！大根与青菜相对说得通，大根与钟鼓相对，不太相配吧？你可别敷衍舅舅哟！”
“舅舅，这是对的呀！大根（萝卜）的Lou-bo是敲铜锣那个锣（Lou），还有发出‘锵，锵’声的乐器钹[24]（bo），与这两个Lou-bo发音相同。舅舅所说的钟和鼓，也要发出这种声音。所以萝卜对钟鼓也是对的。”
“好，干一杯！听好啦，老先生穿马褂[25]，在那里装腔作势划小船，那件马褂是高级绸缎，试对这个绸缎。”
陶行知沉思片刻，答道：“Lou-b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