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工学团”的集团论[1]
前言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思想，将如何达到建立以人民为主体的“共和国”这一政治课题，重改为对共和国主体之人民的教育这一课题，形成了比较明确的观点。这一思想的基本框架就是“集团”和“个人”互为媒介，共同发展。“生活教育”思想的三大构成要素是“民族”“集团”（“社会”）和“生活”，“民族”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提出的概念，后来，它还包含着阶级观念用来表示人民大众。把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联系在一起，就集中体现了“民族”概念的内容。“生活”概念基本上是指人民“个人”的生活方式，它以人民“大众”每个人的基本生存形态“动”为核心，其主要结构是指人民大众有目的地、必然地去开拓各自生活领域的活动。可以说，它是把人民大众“个人”的自我解放作为基本志向的概念。“集团”是指与日常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并能引导、保障人民大众生活的正常发展，同时自己也得到发展的“生活”联合体，这个联合体以“民族”为基本单位。这就是说，“生活”作用于“民族”，“民族”又作用于“生活”，把政治课题纳入教育课题的关键是“集团”。
本文以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基本形成体系的“工学团”运动时期为例[2]，着重探讨从早期“乡村师范”所反映出来的以“生活”为中心的“集团”论[3]转向注重“集团”和“生活”相互影响、互为媒介，设想一种“平等和自由”辩证发展的“集团”论这一发展过程，分析“工学团”如何继续继承和发展“集团”论思想，从而对“工学团”的意义和局限性进行初步的考察。
在“乡村师范”时期，由于晓庄师范学校校友支援了“和记洋行”工人的罢工斗争，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该校遭到了蒋介石的封闭[4]。当时，陶行知发表《护校宣言》，揭露了国民党“革命”政权的本质。他指出：“和记洋行是英帝国主义在南京的经济侵略机关”，他们镇压工人，造成多人受伤，多人失踪。“这种惨无人道的情形，在革命政府之下，应当不应当纠正？”“革命政府一面喊着革命外交的口号，一面交换礼炮，”“允许日本舰队入长江，他们如入无主人之国。”“这种侮辱主权的行为，在革命政府之下，应该不应该忍受？”[5]他还指出：“在教育上不能开辟租界。”[6]面对晓庄师范的被封闭，陶行知分析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并认清了国民党“革命”政府对帝国主义的妥协性。
陶行知在人民是“共和国”的主体，人民是“民族”解放的主体这两种认识相结合的过程中，对“革命”政府的本质提出了疑问，并为晓庄师范以培养人民这一主体力量为目标，正因为如此，它才遭到国民党政府的封闭[7]。他明确地指出：“我们……对于侵犯这主人地位的势力，都要问一个明白和他一决胜负。”[8]虽然陶行知主张“无色”“透明”[9]，但是，他仍然坚定地朝着人民解放的立场上迈进。
晓庄师范被封闭后，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搜捕，许多学生被捕入狱。陶行知也被迫离开南京，逃往上海，之后又亡命日本。翌年归国后，潜伏在上海租界，在《申报》总经理史量才的援助下，设立了“自认学园”，和晓庄师范的学生们一起开展“科学下嫁运动”，以此来推进科学教育的大众化。“科学下嫁运动”的宗旨是“使做工种田的人，拾垃圾的孩子，烧饭的老太婆也能享受近代科学知识”。它主要是以出版活动为中心的科学知识普及运动[10]。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一种受日本工业化影响的，把工业化作为中国前进目标的愿望和要求。
在科学普及运动中，陶行知所设想的方式和途径是创办“工学团”。陶行知把“工学团”作为向工业化迈进的基础，作为“将工场，学校，社会打成一片的”基本模式[11]。在晓庄师范时代的组织论中，陶行知倡导的是“生活”中心论，接着，他又把“社会”作为一个政治、经济圈，从社会的各种关系入手，设想建成一个具有独立性的实体，即封闭式的“集团”在中国集团中，“生活”具有教育的功能，“社会”具有学校的功能。这个“集团”具有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的教育观付诸实践的可能性。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在以“生活”为中心的圆形体中所采取的那种“学校中心”“乡村师范”向“社会”扩展的形式已经开始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以人民“个人”“生活”互为媒介联合构成的“集团”的形式。“工学团”就是为了推进这一设想的实施，为了培养“共和国”的主题力量而提出的一种组织形式。
一、亡国的社会结构
（一）“大众”和“动”
通过晓庄师范的实践，陶行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制度的残渣余孽以及“老八股”转变成“洋八股”等问题产生了深刻的认识，并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12]。这一概念主要是针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提出来的。而且，他还进一步指出：“一提到出路，必是指大众的出路，而不是指少数人的出路。印度久已亡国，而土王们依然是安福尊荣。朝鲜青年殉国的不下四五万，而李王眷属在日本还是樱花会、**宴，乐而忘愁。少数人的出路不必费神，我们所要找的是民族与整个人类的出路。”[13]
通过对帝国主义各国世界性侵略事实的认识，通过对被侵略国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各国之间关系的认识，陶行知把注意力转向国内，提出了“少数人”和“大众”的阶级观念。他说的“少数人”就是指向帝国主义妥协，充当帝国主义傀儡的被侵略国的统治阶级。在这个认识的基础上，他提出了与“少数人”相对立的“大众”概念。他还从研究“民族”和人类的关系入手，开始发现“大众”和“中华民族”的实质内容大致相同，于是，萌发出“中华民族劳苦大众”这一新的概念。而且，他还把“大众”的世界性和整个人类联系起来。
陶行知把“中华民族”解放的方向放在实现工业化这一基点上。为此，他把教育人民大众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推进工业化进程作为教育的重要课题。他明确提出了工业化的目标，指出“现代的中华民族是从农业文明走向工业文明”[14]。他认为中国一方面要充分承认自己是农业贫国，要看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阻碍了民族资本的迅速发展，同时也要敢于提出工业化的要求。为什么呢？这时因为“农业社会与向工业文明前进之农业社会是不同的。纯粹的农业社会的一切是静止的。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社会的一切是变动的”[15]。
在此，陶行知以农业社会为基础，对中国社会进行了分析。他认为中国是“农业文明”国，中国之所以不断地遭受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这是由于它是一个“纯粹的”“一切静止”的、落后的农业社会。但另一方面，由于国民革命在军事上的进展，从封建地主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农民“大众”运动蓬勃兴起，城市工人的“大众”运动也不断发展起来，民族资本也有了缓慢的发展并促进了资本积累。在中国出现了正在“向工业文明前进”的农业社会。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中，陶行知抓住了在“大众”中存在的这种内在的能量，换句话说，就是抓住了人民“大众”的“动”，抓住了人民大众在改造落后、停滞的农业社会中，在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在创造“变动”的农业社会中，在要求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所反映出的那种内在的、必然的、发展着的“动”。
这样，陶行知提出了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即受封建制度束缚，遭受帝国主义压迫的“静止”的农业社会中国；肃清封建残余，打破帝国主义侵略，打倒“少数人”，要求实现工业化的“变动”的农业社会——“中华民族”。他在前者中发现了后者的“动”。这就反映出了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实践中所注意到的人类内在的、必然的、有目的性的发展观。同时，也说明了在“生活”的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对环境产出作用和影响的是“行”，与这个“行”相对应的概念可以用“动”来表示。这种“动”，就是“中华民族”内在的、主要的、奋发向上的概念，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价值。
（二）亡国的社会结构
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开始出现陶行知所说的那种体现“动”的“变动”的农业社会成分，但是，“大众”自身所表现出的这种内在的“动”几乎都是软弱无力的，它被旧的价值观、旧的伦理道德观所束缚，因此，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种自消自灭的“静止”的农业社会。陶行知从当时农村的土地所有制及其形态、人口问题以及束缚农民的旧的价值观入手，对当时的农村状况进行了剖析。在这里，我们较长地引用他的观点来说明这一问题。
“三十亩[16]地的自耕农要从六口变为五口才有衣服御寒，要从五口变为四口——一夫一妻两个孩子——才能享受初等教育。换句话说，每人五亩地才够吃饭，才免不冻，每人七亩半地才能够上学求知识。”[17]
“这享有三十亩地自耕农的命运是跟着他的孩子跑。如果他只生两个孩子，他是小康，孩子们也能受初等教育；如果生了三个孩子，大家一起都变了文盲，不知道科学是什么，连小学也不能进；如果生了四个孩子，大家只好穿旧衣，冬天难免受冻，下雨屋檐正好洗雨浴，害病不能看医生；如果再生一个，一起五个孩子，大家一起进饿牢。到了进饿牢，他还说是听天由命。什么听天由命？他只是受他的**的指挥罢了。如果是天命，天命只在自己的手里！”[18]
由于生育过多和土地的分割相联系，自耕农变成了半自耕农。“半自耕农的负担比自耕农自然是重一些，他的一部分田地要缴田租。在中国，田租是很重的。”如果孩子多，“必定有冻饿之患。既冻又饿，便不得不挖却心头肉，去医眼前疮。”“田，始则以九折三分高利抵押，终于无力赎出，不得不变卖与人，这半自耕农不久便再变而为佃农了。”[19]
“佃农”“借债扶养，还不起便失去耕种工具，随时可以变成长工、短工、散工，统称为佣工。”[20]
“这样，由自耕农变成半自耕农，半自耕农变成佃农，佃农变为佣工的趋势是着着进行，一步也不肯退让。”[21]
“这是自然的趋势。不必外来的力量，中国农村便是这样的崩溃。倘若加以水旱、螟蝗、疾病、刀兵、盗匪、土豪劣绅、帝国资本主义之压迫，那这种崩溃便如江河日下，格外进行得快。”[22]
以上是陶行知对农民“生活”下降趋势的真实写照。
在中国，封建专制王朝的基本统治观念就是始于汉朝，又被历代统治王朝沿袭下来的一君万民的专制观念。这一观念基本体现了至高无上的、有绝对权威的皇帝和无任何价值的人民大众的对比。支撑这种统治局面的是被称为“礼教”的所谓儒家思想，是“天理”和“人欲”对比中“天理”的绝对化，是否认“人欲”，要求“人欲”对“天理”的绝对服从。陶行知当时所说的“阿斗”[23]就是指没有绝对价值的人民大众。他认为应该承认“阿斗”存在的价值，承认“人欲”应有的地位。
但是，这种统治观念，绝不可能形成一种比较理想的国家政治体制。以皇帝为最高标志的国家权利建立在一种自给自足式的、小宇宙式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建立在那种具有完整性结构的小共同体之上。由于这种小共同体经济的自我完整性是“以社会既存的生产关系，即社会分工和人际交往关系的多样性和全面性为基础，因此它严重地阻碍着社会共同利益的形成”。由于国家权力不是对国民的共同利益负责，因而尚未形成维护社会秩序的意识形态权力机构[24]。国家统治机构仅仅是承认人民大众居住的村落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之上，又不得不设立一种自上而下包容这个共同体的机构。作为国家政权存在的条件及其功能，首先受到重视的是军事、维持治安和征收租税。
在这种国家政权下，人民大众在有关共同利益方面，组织起自治的社会组织。在这里，国家政权和人民大众的相互关系就是一种暴力破坏和征收租税的对立关系。因此，这种自律的社会就是在统治阶级的掠夺中，尽量保护自己的自卫组织，同时，作为一个共同体，它还具有处理共同利益的功能，这就是所谓的乡村社会。
但是，这种乡村社会的内部出现了阶级分化。本来，作为皇帝的臣民，理应平等相处的农民阶层都分化成豪族地主和受豪族地主支配的农民和佃农。这样，这种乡村社会就失去了它原来所具有的共同体的性质，变成土豪劣绅进行经济统治的场所。在历史上，这种豪族地主对农民的统治，在国家权力的支持下，仍以不可抑制的趋势发展着。这样，就形成了以掠夺农民为基调的国家政权和以掠夺农民为基础的豪族地主这种双重统治结构，在这种统治结构之下，农民的“生活”必然呈现出下降的趋势。
看起来，辛亥革命似乎是推翻了清王朝，打破了封建体制。但是，革命派的实际行动只不过是一种无组织的军事投机。辛亥革命去掉了清朝政府这个名称，它带来的只不过是将“专制主义的国家机构改换成清朝政府中培育起来的军阀政治这个不同的形式”罢了。[25]封建军阀是土豪地主阶层利益的总代表。事实上，辛亥革命后以新的形势将革命前的那种掠夺农民的双重统治结构继承下来。
伴随着五四运动后人民登上政治舞台，中国的这一政治局势更加明朗化，随着历史的推移，形成了一种能够强化这种统治结构的新的政治体制。这就是说，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静止”的农村社会，她统治着本国民众，同时对在中国实行政治经济利益独裁的帝国主义全面屈从。而且，在这个社会内部，统治集团对人民“大众”实行的是强制性的压迫政策。这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对日妥协，对内扩大内战以及保甲制度的复活就如实的反映了这一统治形式。当时，保甲制度的复活主要是为了限制人民“大众”运动的发展，为了对付共产党和红军的发展所采取的一种防范措施。
这样，随着对帝国主义势力的屈从，中国这个“静止”的农民社会就完成了它压迫人民“大众”的外部结构和内部结构——双重统治结构。国内的统治集团进一步加紧对帝国主义的依附，而外部势力则通过内部统治机构来支配人民“大众”，从而达到操纵中国统治权的目的。虽然蒋介石的北伐，在打倒封建军阀、解放人民“大众”方面可以说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蒋介石本身就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蒋的北伐只是以资产阶级新军阀取代封建军阀，他对中国原有的那种统治结构基本上是原封不动地继承和接受下来。由于蒋介石对帝国主义的妥协和依附，导致了外部势力向中国内部统治机构的渗透，导致了中国统治结构的重新组合。可以说蒋介石的北伐就是这个统治结构重新组合的过程。
陶行知所要说明的是，在这种统治结构下，农民“大众”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本来，在原来的社会结构中，农民的“生活”状态就是在不断地恶化，当“外来势力”渗透到中国统治集团内部后，这种下降的趋势更加明显，它“如江河流水与日俱增”。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陶行知所描写的那种“静止”的农业社会＝中国，正处于亡国的政治社会结构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