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陶行知和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
在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上，陶行知朗诵了自己作的诗“社会大学颂”
（前略）
国民党，
共产党，
中国民主同盟，
各派各党，
无派无党，
大家一起来，
创办这个社会大学堂，
人民大学堂，
民主世界大学堂！[27]
还有如下记述：
“培养求学的嗜好，造成好学的民族……
我们的学校，并无年龄上的限制，是永远学而不倦，好学以至于死为目标的最高学府，是社会大学，是人民的大学。”[28]
1936年6月，在陶将要作“抗日之旅”的前夕，也就是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组成的前后，撰写了题为“新大学”的短篇论文。它是陶创建社会大学的思想原型。陶在该文中说，大众的学府新大学的“上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这个大德，即“所谓大众的道德，一是觉悟，二是联合，三是为了解放而斗争”。陶还强调“新大学的课程、组织的一切，是以大众的幸福为基准的”，因而以“茅屋大学”为自豪[29]。在10年抗战胜利后，这个“新大学”的基本精神，作为社会大学宗旨的“大学之道”得到了发展和继承。即提出“在明觉悟—联合—解放—创造这个人民的大德，亲近人民，谋求增进人民的幸福”[30]。陶认为，只要有根据这个宗旨努力的“热心的教授”和“好学且有学习能力的失学青年”，社会大学就不论在何时何地都能开学。他坚信，应丧失学习机会但有才能的800余万青年的要求而诞生的社会大学，依靠这些半工半读的青年们一定会有所发展[31]。
要使教师“教人求真”，学生“学做真人”，必须有一个真正的民主主义，即“人民的、依靠人民的、为人民的”政治[32]，这是其前提条件。所以，陶反对内战和独裁，参加了民盟和救国会，又加入“协进会”的主席团，为和平民主的实现而奋斗。他忧虑极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因此在“和平建国纲领”大体上得到保证之后，主张只要有教师和学生，社会大学就会立即开学。虽然致力于“政治”但陶很重视领导者自身的变革，强调领导者接受再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在封建残余根深蒂固的中国社会，从主席到教师都有独裁的倾向，特别要求领导者向民主的态度，民主的行动方面努力。在向老百姓学习的基础上，教老百姓进步，和老百姓一起创造新社会[33]。
陶构想的社会大学的形式，不仅仅是在重庆实践了夜大学，而且还有函授大学、广播大学、流动大学等多种形式。总之，教育那些占社会绝对多数的老百姓“做自己的主人，做国家的主人，做世界的主人”[34]。
实行民主教育和整个社会的民主改革是大胆尝试的一个环节。重庆社会大学就是这一尝试的起点。大学的目的是培养和老百姓共同生活，毕生向老百姓边学边教的“新的知识分子”。而社会大学运动的理论，正如宗旨显示的那样，是让人人“觉悟”自己是中华民国的主人，在参与社会变革过程中，互相“联合”，同时逐渐解放自己的潜在能力。陶行知认为，在这个过程中能产生出新的自我、新的个人，创造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和新世界。
（二）李公朴和重庆社会大学的实践
就第一期社会大学的管理问题，李公朴在上海的《民主》杂志上做了如下总结。“在社会大学开学之际，与陶行知先生协商的基础上，决定暂时把人格教育、知识教育、组织教育、技术教育作为我们的教育方针。在人格教育方面，应该确立革命的人生观和正确的宇宙观，人格教育是整个教育方针的核心。”[35]然后，在知识教育方面，获得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知识；组织教育方面，培养每个人的组织能力；技术教育方面，以主动、集体的随时随地的学习为目的，达到这些技能的有机的结合。关于学习的方法，提倡独立的学习，实际的学习，集体的学习，正规的学习，特别是把学生自身的独立性、主动性作为所有学习的起点，予以重视。其具体的例子是，建立以10个学生为一个基本单位的“学习小组”。在课外的时间，采取让学生自己提问等形式共同学习，努力形成深入研究，勇于争论，努力培养他们的批判精神。另外，学生们定期举行全校集会及召开同学自治会议，不仅举办谈话会，办墙报，还独立地组织了时事研究组、戏剧研究组、音乐研究组等文艺团体。最能体现社会大学民主校风的是，由教职员和学生代表共同参加的联席会议，它是大学管理的最高决策机关。这个会议制定的考查方法也是独特的，它注重从共同撰写专业研究论文、“学习小组”的学习报告，还有学习生活两个方面的自我鉴定等五个方面来考查，进行综合性评价[36]。
重庆社会大学是所夜大学，它的上课时间从傍晚6时30分开始，到9时50分结束。每节课50分钟，每天4节课。该校规定，每学期16周，一年分三个学期，计划两年零八个月学完。因为校舍是借用育才学校在重庆的事务所，所以设施极不完善。配电由电工学生负责，学校事务由学生志愿承担，并给教授们支付适量的交通费，但他们大多不愿接受交通费，而捐赠出来。社会大学的管理中充满了这种教师和学生相互合作和学习、研究的热情。社会大学要求有可靠的介绍人和进行入学考试，但在开学不久就达197人，其中男生130人，女生67人。即使在遥远的昆明、上海等地也有人闻风而来。入学的学生的出生地除西藏、青海等几个省外，遍及全国，也有南洋华侨及朝鲜籍的青年。从专业、职业、年龄的区别来看，情况如表1所示。学生的来源以教师、公务员为主，但其中也有在国立大学休学后转入该校的学生[37]。
表1社会大学学生的构成
续表
（根据“社会大学的历程简介”制作）
社会大学最大的难题在于其财政基础。重庆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一样，其财政主要是冯玉祥等民主派军人及民族资本家的赞助，还得到《新日报》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以及华侨及海外援华会等组织的援助。他们把经费开支限制在最低限度。在社会大学教育系讲授“教学法”的孙起孟，是民族资本家团体民主建国会的秘书处主任，他联系这些问题提出了建立学校合作社的设想[38]。孙的这个意见表明，在加强财政基础的同时，为了深化民主管理他们当时正在考虑社会大学的合作化问题。
实际上，陶行知在20世纪30年代前半期，亲自发动工学团运动以来，对学校与合作社的结合一直非常重视。他在给甘地的信中说，所谓工学团，是“在教学计划中反映了生产活动及社会活动的内容”的学校，或者称为“使其具有学术文化及保卫生活的特色”的合作社[39]。而且，抗日战争时期的工业合作社运动，开办了识字班、读书会、图书馆等，致力于文化教育活动，个体学校化的同时，谋求“社区的学校化”，这一点值得注意。陶全面地支持工业合作社运动，高度地赞扬该运动是“伟大的生产运动、教育运动、社会运动”[40]。从其有关主张来看，陶是设想在政协会议决议形成的民主政治范围下，实行社会大学和合作社相结合的非暴力的社会变革。
（三）创立时期的教授队伍和讲授内容
下面，概述一下重庆社会大学的教授队伍和讲授内容。除必修课的三门课程外，其他课程按四个学科设置，如表2所示，由个人承担。
表2社会大学第一期各系课程表
（见上述《社会大学1946—1985纪念》，第70-71页）
首先，讲授必修课的政治学者邓初民和著名的历史学者翦伯赞一起积极支持抗日救亡运动，与陶行知的交往也很深。特别是邓和陶同是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是重庆支部领导人，又是政协会议民主同盟代表团的政治顾问。在陶和李去世后，他在社会大学运动中起了核心作用。邓在讲课时强调说：“在今日中国，我们的政治路线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路线”，就和平建国阶段的现状来说，“有必要组织各党各派的联合政府”。翦伯赞一直关心晓庄以来的陶的教育实践，在育才学校连续讲课二十余天，他对社会大学运动也是其极热心的。翦从少数民主的立场出发，以各民族平等和人民中心史观为基轴，在寻找中华民族的根源，探究中国历史特殊性的同时，指出了中国历史作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的普遍性。另外，华岗对太平天国运动作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太平天国是追求民族自救的道路[41]。他们三人共同的观点是，在民族、民主主义基础上的民众联合，是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内在需要。这可以说是重庆社会大学的教授们的共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