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因如此，陶行知在知识界中，有意识地从正面评论新诗即可谓诗论的文章，连一篇也未写过。正如我们所见，他只是从侧面来论证胡适所谓的“新诗的正确路线”应予否定和抵制。而附于《飞行有感》之后的文章也并非独立的诗论。
三、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
（一）掏粪桶的校长
1926年11月，江苏省江宁县教育局召开了指定的县属实验学校、小学校等4校共同研究会。陶行知以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主任干事身份，在参加了观摩教学和讨论会之后，代表与会者起草了名曰《我们的信条》这份文件，并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
这个《信条》和《宣言》的内容也大体相同。从中能清楚地看出这个时期他的想法。试看《宣言》，其主张的要点如下：
“……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这种教师必能用最少的金钱，办最好的学校，培植最有生活力的农民。
……但要想这种教育普遍实现，必须有试验、研究、调查、推广、指导之人才，组织、计划、经费，及百折不回的精神，方能成功。……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100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事，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这是一件伟大的建设事业，个个国民对他都负有绝大的责任。我们以至诚之意欢迎大家加入这个运动，赞助他的发展，指导他的进行，一心一德的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31]
“信条”中写道：“……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我们整个的心献给我们3万万4千万的农民。……我们心里要充满那农民的甘苦。我们要常常念着农民的痛苦，常常念着他们所想得的幸福，我们必须有一个‘农民甘苦化的心’才配为农民服务，才配担负改造乡村生活的新使命。倘使个个乡村教师的心都经过了‘农民甘苦化’，我深信他们必定能够叫中国个个乡村变做天堂，变做乐园，变做中华民国的健全的自治单位。”[32]
共提出18条信条。再举其中二三：
“我们深信教师必须学而不厌，才能诲人不倦。
我们深信教师应当做人民的朋友。
我们深信乡村教师应当用科学的方法去征服自然，美术的观念去改造社会。”[33]
这里所谓的乡、村，原本是指县以下地方的行政单位名称。而“乡村”作为一个词使用时，相当于农村。行知设想，在农村普遍建立师范学校培养教师，以便担负起农民教育和乡村改造之重任。建立100万所乡村师范，改造100万个乡村——这就是中国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陶行知的号召。
陶行知老早就有提高农民的知识水平，自觉投身农村复兴的想法。为此，必须考虑一个计划来培养为农民献身的教师，这就要改变师范学校普遍设在都市的现象。在乡村开设师范乃是一个紧急的课题。
必须重视占中国社会85%以上的农民教育，为此须在广大的乡村遍设师范学校，要改变师范学校只开设在主要都市，毕业生一向不愿赴任乡村的现状。因此除设乡村师范之外，别无他法。
但是，反对者居多数。孟禄也反对说：在培养城市教师的学校中附属乡村部，把长期的乡村实验作为必修课，不也是可行的吗？
1926年秋召开研究会之后，改进社按照《宣言》的方向，加紧进行了乡村师范学校的具体准备，成立了校务理事会，改进社理事蔡元培任理事长。对陶行知来说，这是他酝酿了很久的设想，总算就要付诸实现了。
在南京郊外，他积极进行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筹备工作。1927年3月15日在举行开学典礼的时候，陶行知作为校长，决定正式把学校命名为“晓庄师范学校”。晓庄位于南京和平门到燕子矶一带，在周围约40华里的区域内建立了学园村。举行开学仪式那天，参加的学生有13名[34]。据说原预定招募学生20名。学生若是初中毕业以上，则不受其年龄限制。入学考试除作文、数学外，再简单进行一段演说，以及能否胜任体力劳动的测试。每半年招收一次新生。到1929年就有了相当多的学生，但准确数目不详。学园村以晓庄学院本部为中心，下属7所小学，其中4所学校附设有幼稚园，不久又创建了一所中学，还建起大礼堂、图书馆、音乐厅、标本陈列室、研究室等。这些建筑物几乎全是开学后，陶校长和指导员（不称教师）以及学生们自己劳动建造的。
在当时的教育杂志上，刊登了一首署名“明道”的人写的诗，诗里这样写道：
晓庄师范开个例，
校长自己来敲钟；
名人去见陶先生，
校长室里无影踪；
先生赤足挑粪桶。
他的理论一句话，
教育原来是劳动。
作工之人要读书，
读书之人要作工。[35]
全校打水的校工，在本部只安排了一人。生活的一切均有指导员和学生自行解决。虽说是师范学校，他从不组织系统讲授教育学原理的课程，自学自习，自由讨论，和作为主课的农业劳动才是生活的主要内容。它是“以农民的甘苦作为自己的甘苦”这一方针的具体实践。大礼堂取名“犁宫”（犁，用于耕作之农具），图书馆挂起了“书呆子莫来馆”（蛀书虫勿入馆）的匾额。“呆子”意指低能之人，因此比起“蛀书虫”来，“书呆子”一词也许更微妙。
学生们说，在本部的学习生活是“后方”生活，把一定时期之后被分配去乡村学校，称为奔赴“前方”。“前方”的各学校，开办了农民夜校，还在附近开办民众茶园，农民来喝茶时教他们读书写字，或去农家帮助农民耕种。
今天的学生，不要成为蛀书虫、书呆子。旧时代的学生埋头于读死书，新时代的学生必须注意使用活书。实际的生活，我们常常要去实践，也就是应当做什么？考虑使用怎样的书是很重要的。什么是活书？活书是活的知识之宝库——花草、树木、飞禽、走兽，都是我们的活书。新时代的学生，要用活书去生产，用活书去实验，用活书去建设，用活书去树立一个可爱可敬的社会，这是我们新时代学生的任务。用我们的汗水修建起来的图书馆，为了运用活书，欢迎学生们来此查找必要的书籍。读死书的学生，“蛀书虫”“书呆子”请勿入馆。[36]
每周都有一次校长的定期讲话，随后是指导员、学生和全体职工讨论。在这样的环境中陶行知重新仔细推敲杜威的理论——“教育的生活化”，“学校的社会化”，从而形成了陶行知本人的生活教育理论。他曾说过：
“我们把杜威先生的‘教育即生活’的口号翻半个觔斗，主张‘生活即教育’，把康健的生活，劳动的生活，科学的生活，艺术的生活，改造社会的生活，就实际生活而言，理解为康健的教育，劳动的教育，科学的教育，艺术的教育，改造社会的教育。我们把杜威先生的‘学校即社会’，也翻半个觔斗，变成‘社会即学校’。整个社会的活动，就是我们教育的范围。我们的社会就是学校。‘学校即社会’，就好像把一只活泼泼的小鸟从天空里捉来关在笼子里一样。‘社会即学校’是要把笼中的小鸟放到天空中使它能任意翱翔。要是把学校的一切伸张到大自然里去。如果把社会整体作为学校，那么教育的环境，教育的方法，教育的材料，教育的工具，都可以大大增加。学生、先生也可以多起来……”[37]
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创立之年，作有《村魂歌》一诗，并由著名作曲家赵元任谱曲。在有志于作教师的青年中广为传唱。
男同学，
女同学，
结了婚，
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