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节选）[1]
第二章“生活教育”理论形成的过程
一、从“杜威的学生”开始
（一）对陶行知而言的杜威
陶行知到美国留学正是他23岁的秋天，即中华民国诞生第三年的1914年。热心帮助到国外留学的金陵大学校长包文只为他募集到了数量有限的旅行费用。但是，还必须准备留学用的学费和生活费。在出发前的几个月里，他为此四处奔走，到处化缘借钱。
稍早他出国的胡适是依靠庚子赔款、衣食住行和学习费用均不用自己操心的官费留学生。当时，自费留学的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就陶行知而言，在1917年回国前的三年中，一直是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挣钱度过的。1915年秋，他从伊利诺伊大学转学到哥伦比亚大学，直接从师于杜威，大约有一年半时间。关于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况，他自己所记的日记、记录等等中，没留下只言片语。在他去世后，由他的朋友、学生编的《年谱》中，几乎毫无例外地作了这类记述：“这一期间，实验主义教育‘大师’杜威大为欣赏陶行知的学问和才能，并对他鼓励有加。”他回国后的活动以及“生活教育”理论的形成，始终是与接受和克服杜威的理论密切相关的。单从这种意义上讲，回溯作为留学生的陶行知与杜威的会面将是很有意义的。
1916年，杜威在心理学、哲学领域的持续研究中，出版了教育学的主要论著《民主主义与教育》（自序·1915年8月）。年仅二十四五岁的青年陶行知与杜威接触时期，杜威正处在一个教育者的成熟阶段。不容置疑，作为学生的陶行知在很大程度上吸取了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自1923年，陶行知辞去了国立东南大学教授的职务以来，致力于教育运动，再也没有返回学府的讲坛。1933年，他创立和主办了“生活教育社”（1934年2月，创办机关杂志《生活教育》），旗帜鲜明地领导生活教育运动。如果从他的教育思想形成的侧面来看，可以说是陶行知对老师杜威的学说和理论进行斗争的过程。尽管他平时在书房或研究室不断地探索着这些问题，但是，连将它整理、概括的时间都没有。即便是在发表的短文里有所谈及，然而，也不是系统的阐述杜威的理论。在自己的实践中，对杜威的学说、理论加以检验和印证的理论性著述从未留下过。
一方面，他对民主的发源地美国一直充满着热爱，对他的导师杜威自始至终怀着深深的敬意。1945年秋天，他从重庆写给杜威的信中，自称为“受业弟子”陶行知。
看上去精力充沛、身体健壮的杜威与显得有点害羞的白面书生陶行知站在一起拍了一张照片，这张站在画布前拍摄的照片，至今还有一张放在南京晓庄“陶行知先生纪念馆”里展览，但是，上面没有记载“留学时期”的年月日。
（二）民国初年的学校状况
中国的教育界至清朝末期的学制改革以来（1904—1905年），经过日本不断地传入西欧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在公立学校中，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被广泛地运用。
在进入民国的几年时间里，“从日本”传过来的思潮逐渐被“从美国”传来的思潮替代。这是因为：在高等教育中，教会学校的比重已经增大，在此基础上，政界、官界以及文教领域中，从美国回来的留学人士正占据了比较重要的地位。当时，专门的教育杂志相继创办。另外，报纸也设置了“教育新思潮”等专栏，用来介绍欧美的新教育情况。在1917年至1918年左右，学校教学中进行教案学习法，而到了1921年，道尔顿实验教学法（美国女教育家帕克赫斯特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实施的一种因材施教的教学法）开始实施。
1918年，蔡元培在天津召开的初级教育人员的集会上，以《新教育与旧教育之歧点》为主题作了讲演。作为校长，蔡元培正在推进国立北京大学的改革，在当时的演讲中，他论述了托尔斯泰，列举了杜威，介绍了蒙台梭利。而且，谆谆告诫中国的教育要摆脱传统灌输书本的方式，要学习以儿童作为中心、鼓励实验的新教育。1919年，杜威访问日本之后，应北京大学的邀请踏上了中国的土地。杜威刚回国，保罗·孟禄也访问了中国。
孟禄用了约四个月的时间，视察了各省的初级、中等学校之后，在座谈会上发言，强调了中等教育改革。此时，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公布以“六·三·三·四”制作基本内容的“学校系统改革令”。
“诸君都敬佩杜威博士，就我自己的见解，遗憾的是博士的学说未能应用于实际。在学校中，仍然进行着讲义式的授课。杜威博士建立的所谓Learningbydoing的教授法只适用于中学，学生开始发现了学习的价值。现在，全国教育联合会正在提议采用新学制。但是，在学制改革中，我们不能就此满足，不要过分相信所采用的新学制。教育方法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那么，新学制恐怕也是无益的……”
1922年11月1日，为实施新学制，而制定了七条“标准”：
①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②发挥贫民的教育精神；③谋个性发展；④注意国民经济力；⑤注意生活教育；⑥使教育易于普及；⑦多给各地方伸缩余地。
虽然科举制度已被废除（正式废除为1905年），但是，知识分子还残留着“读书人”意识的后遗症。学校教育要摆脱以书本为中心、讲义式授课方式并不容易。但是，另一方面，新教育的理论像水浸入砂地中去一样，慢慢地被沿海城市以及四周的教师们所接受。
有一篇文学作品，描写距国际性大城市——上海不远、乘船沿小河而进只需花四五小时的、江苏省的农村小学。作者是从事小学教学工作，积累了丰富教学经验的人。虽然是小说，但是，有的部分有较强的纪实性。时间大概是1918年至1919年“五四”运动的前夜，现摘录作品中老师的对话。
“以前的教育过分地依靠书本。教也罢，学也罢，都是文字。文字仅仅成了游戏的工具。把孩子们大好的时光都白白的浪费掉了。”“因为你专业是理科，不依靠文字也能行。文字之所以重要，大概主要是作观察记录或写报告什么的”“唉！我以前太注重记（背诵）东西。今后，更多地要使用在家乡耳闻目睹的材料。不能再死记教科书了。”[2]
老师们尽力地去创办“丰富学生们生活的学校”，为了改善孩子们的环境，首先，要着手开设学校农场。
在辽阔的国土上，可以说是最初进行的第一部分实验，以它所反映出来的动向作为背景，以重视生活教育作为标准的新学制得到了发展。
（三）迎接杜威、孟禄
作为杜威学生的陶行知，1917年秋回国后，马上被聘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在他就任前后，南京高师开设了附属小学、中学，看到这种教育现状，首先，他巡视了附属学校的教室。不久，他在高师教务会议上递交了一个提案。其内容是废除“教授法”，改为“教学法”。他说：“我自回国以后，看见国内学校里的先生只管教，学生只管受教的情形，就认定有改革之必要。这种情形以大学为最坏。导师叫做教授，大家以被称教授为荣。我主张以教学法来代替教授法。”
之后，他作了这样的陈述，说他在教务会议上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对。（这是1927年在晓庄师范的讲话）如果从南京高师的前辈、老教授们的角度来说，一定诚惶诚恐地听着一个27岁留洋青年的发言。仅就他个人的叙述来看，他是不是就学校情况进行考察之后，提出教育现状中存在着浓厚的旧习气这一问题还值得怀疑。攻击的焦点在于大学教授的“事大主义”和“权威主义”。
其后的经过，根据他自己的记述，有下面一些情况。
“八年（即1919年），应《时报·新思潮》之征，撰《教学合一》一文，主张教的方法要根据学的方法。此时苏州师范学校首先赞成采用教学法。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时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这是实现教学合一的起源。后来新学制颁布，我进一步主张：事怎样做就怎样学，怎样学就怎样教；教的法子，要根据学的法子，学的法子要根据做的法子。”晓庄师范实验的当初，即提倡“教授、学习、实践的统一”（“教学做合一”），其实，在1922年时，这种理论就已开始萌芽了。
1919年春天，杜威来访中国之前，陶行知就写了一篇介绍杜威学说的短文。并把此稿寄给了《时报》“教育周刊”（3月31日）。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员杜威先生，是当今的大哲学家，也是当今的大教育家。今年是先生的休息之期，他想要在这一年当中，到东亚来游历一番。现在已经到了东京，在帝国大学讲演。大约四月间就要到中国来，预备游历上海、南京、北京以及别的地方。杜威先生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实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既然有这么大的关系，就不能不略为晓得杜威先生的历史。”
作了这一番叙述后，介绍了杜威的经历，进一步强调：“所以要知其人，必先读其书。”按年代顺序，列举了从《心理学》（1866年出版）到《平民主义教育》《实验的论理学》（1916年出版）等16部著作。而且认为凡是研究杜威教育学说的，都应该备来参考。又为教育界中的普通人，推荐了与教育关系最深的《平民主义的教育》《将来的学校》《思维术》《实验的论理学》四本书。
“我教育界的同志，对于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有想研究的么！如有，就须先读这四本书。等他到了中国之后，我再来介绍大家亲听他的言论。”[3]
前面已经介绍了进入民国后的几年时间里，教育杂志相继创刊。1915年9月，《青年杂志》（第二年易名为《新青年》）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向青年包括教育界的青年知识分子广泛地介绍世界的新思潮，将民主主义翻译成为平民主义吸引了青年们。1919年2月，北京大学的大学生组成平民教育演讲团。胡适在1919年4月《新青年》上发表了《实验主义》的文章。另外，同年4月，《新教育》杂志还编辑了“杜威特辑”，登载了胡适、蒋梦麟的文章。
杜威于1919年4月30日来到上海，5月1日去北京。陶行知多次与胡适、蒋梦麟等随同杜威来演讲旅行。当时，“五四”运动正处于**。在杜威访问各省、市学校的过程中，为民众开办了夜校。把这些夜校取名为“平民学校”的例子很多。平民主义、平民教育的名声与杜威先生的名声一同在全国广为流传。
1921年12月，送杜威回国，迎接孟禄来访，中国教育改进社组成及开始工作。对此，教育界的朋友一定能体会“黄金时代”的到来。事后，陶行知这样回忆，在1923年夏天，成立了平民教育运动的全国性组织。陶行知在1924年至1925年，走访了全国各省市。即便是在合家团聚的旧历正月（春节）也没有回家，从这一点来看，他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平民教育运动中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