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此事的原委，在陶逝世后，其长子陶宏曾有以下的说明。
在北平的时候，父亲不知道为什么一度离开了中华教育改进社：而改就任美国教育文化基金会的工作，大概有半年至一年的样子。在这时期内，我们的生活很舒服，因为收入相当丰富，父亲的工作也清闲。后来大概又因为改进社再三挽请他的缘故，于是又辞去待遇高的基金会工作，而回到待遇低但却能做实际工作的教育改进社。（《陶行知先生纪念集》）
前述年谱⑤，同是1925年事项，又有这样的记述。
陶有一个时期辞去改进社主任干事之职，就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理事，负责义和团赔款的分配和管理。经改进社再三邀请，久辞不下才返回改进社。
这一记述值得推敲，究竟“为什么一度离开”改进社，其原因必须探明。在城市，平民教育运动在1925—1926年由几乎停滞转向终息。陶于1927年3月在南京郊外创设晓庄师范。稍后，于1929年初，晏将平教会本部移向河北省定县。而20年代后半期的历史背景是：1925年发生了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大罢工（“五卅”事件），1926年北京学生请愿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镇压（“三一八”事件）等。1926年3月18日，鲁迅对北师大女学生的牺牲表示极大的愤慨，并把这天记为“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三一八”事件，对在北京军阀政权下活动的知识分子的去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有人曾发表文章论及陶行知与晏阳初之间的关系。如刘琪《平民教育运动中的陶行知》（安徽省《行知研究》第8期，1983年5月）。
这里需要附带说明的是，陶、晏到农村去从事教育事业大体上是在同一时期。作为“乡村建设”的领导人，还有梁漱溟。梁辞去北京大学教授一职，1929年在河南省辉县创办河南村治学院，后于1931年移迁至山东省邹平，成立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农村自救”培养人才。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国教育史把陶、晏、梁三人这一时期的实践作为“乡村建设”运动一并论述的例子较多。
梁漱溟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一职。东京大学大学院的新保敦子，在北京师范大学留学期间，曾与梁先生有过会晤（1983年9月20日于梁先生的家中）。梁表示：
“我为陶行知在晓庄领导的事业所折服，为此而多次赴晓庄参观，自己也开始从事农村建设事业。曾得到陶的帮助，他给推荐了四名指导员。其中一人是杨效春。杨在1931年1月邹平研究院活动开始后的三四年里，成为一个中心人物。而晏阳初给我的感觉是，他的思想浅薄。晏尽管大肆喧嚷农民穷，而农民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无所有，对农民虽然处于传统‘分散社会’，但不‘自私’这一简单的认识都没有……”
“大众诗人陶行知”与作曲家赵元任
1927年3月—1930年4月的晓庄时期，陶行知的名字不仅是作为“乡村师范”的领导者，而且也是作为亲近农民（工人也如此）的“大众诗人”而闻名遐迩。年谱②③④都在1927年的记事项里记述了他在晓庄最初的诗词创作情况。
1927年11月7日写《锄头舞歌》。②
1927年11月7日创作《锄头舞歌》，歌词中所谓的“革命成功靠锄头”具有民主革命，而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含意。此歌谱曲后不久就成为晓庄的校歌。③
1927年11月19日创作《锄头舞歌》。④
有关作词的具体时期，②、③与④的记载有不同。这个《锄头舞歌》是陶以后改作的。有关这一点，年谱⑤记述如下：
1931年3月15日，以上海友人之家为会场，举行纪念晓庄创立五周年的聚会。陶在会上即兴创作了《新锄头舞歌》，这一改作中，所谓的“联合机器来革命呀！”反映了他对工人阶级的伟大和“工农联合”重要性的认识。
陶行知在1931年这一年里，出版了《知行诗歌集》，在其后数年间相继出版了《续集》《别集》《三集》《四集》。我手头有陶逝世后出版的《行知诗歌集》（大孚出版公司1947年4月1日版，同年11月2版），其中附有郭沫若的“校后记”（1947年3月10日）。另外，为纪念其诞辰又出版了新版《行知诗歌集》（朱泽甫、戴自俺、陶晓光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7月，北京第1版）。
陶的诗篇，主要是作为对农民与孩子的号召，其中不少已被谱曲，在人民大众中广为流传。他的《诗歌集》，特别是他逝世后生活教育社编的《行知歌曲集》（上海三联书店1949年11月，上海再版），作为诞辰纪念又重新出版。此外，还有陈贻鑫、陶晓光编的《行知歌曲集》（1983年10月，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这次新版《歌曲集》收录已谱曲的作品33篇，其中赵元任作曲12首，赵元任是众所周知的现代中国第一流语言学者。我对赵先生早已久仰大名，却因无缘相见而终生遗憾。赵青年时期曾去美国学习，于1982年2月24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病逝，终年89岁。
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会编《文化史料丛刊》第7辑（文化资料出版社，1983年7月第l版）登载了故人次女赵新那、著名语言学家北大教授王力以及章元善、俞主滋等四人的回忆文章，现将文中有关陶的某些记述摘录如下。
摘自赵新那《父亲赵元任》：
父亲与陶行知伯伯志同道合推行平民教育和儿童教育，为陶伯伯的众多诗篇谱曲。父亲的音乐创作使我们的家庭生活丰富多彩。
摘自俞主滋《著名的语言学者、作曲家赵元任先生》：
30年代中期是他音乐创作的**时期，应友人之邀，除创作多首学校校歌外，还为宣传陶行知提倡的平民教育，为陶的众多诗词谱曲。其中有《小先生歌》《手脑相长歌》《自立立人歌》等。……1923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二次年会之际，正碰上举行国歌齐唱仪式，与会者不想唱政府指定的《乡云歌》，而全体高唱赵元任作曲的《尽力中华歌》。……1926年3月18日，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相互勾结，在北京天安门前，制造了惨杀爱国学生的事件。惨案发生后，发表了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作曲的《呜呜三月一十八日》政治性极强的作品，刘用笔名将这一满腔愤怒的诗篇发表在《语丝》（周刊）杂志上，而歌曲则公开发表在国乐改进社的《音乐杂志》1929年1月号杂志上。
有关以上改进社第二次年会的情况，陶在1935年发表的文章里，也有如下的记述。
中华教育改进社十年前在清华学校开年会，要教全体社员唱赵元任先生作的《尽力中华歌》，教导员是请晏阳初先生担任。这首歌是用简谱写的，临时才知道晏先生不认识简谱。恰巧小桃是方才学会这首歌，我心急生计便叫小桃把这首歌教晏先生唱了几遍，晏先生一学会，就登台引导全体会众唱起来。会众只知道教导员是晏先生，那里晓得他们的太上先生是一个六岁的小孩呢？
现将日本研究者收到赵元任去世的讣告后所写的几篇悼念文章记述如下。桥本万太郎的《回忆赵元任先生》（岩波《图书》395号，1982年7月）、《吊唁赵元任先生》（东京外国语大学语言文化研究所《通信》45号，1982年7月25日）、伊地智善继《我的赵元任教授》（国立民族博物馆《民博通信》N0。19，1983年1月），如此等等都是追悼语言学家赵元任的。
在这里想记述的一点是，安徽省《行知研究》第7期（1983年1月），再次登载了陶行知所著的《所谓大众歌曲是什么？》一文，文后载有孟波（作曲家）的附记。现将附记介绍如下。
1935年7月17日，中国的无产阶级音乐先驱者聂耳同志不幸在日本逝世。正当众人处于悲痛之时，某人却在9月15日的上海《新夜报》上攻击聂耳。另一方面，在歌曲创作大众化问题上，当时音乐界意见有分歧。陶先生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而此时恰到好处地发表《所谓大众歌曲是什么》一文，高度地评价了聂耳的贡献。此文开始发表在《生活里期刊》第1卷第4期上，此后又收录在1936年出版的《大众歌声》第1集上，这对于指导当时蓬勃兴起的“救亡歌咏运动”，起到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1983年春，我受中国国际交流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曾于3月30日在上海初次见到了孟波先生。孟先生以交流协会理事的身份，设晚宴以尽主人之谊，先生自然而然地以陶行知作为话题，亦当场用男中音唱了《新锄头舞歌》。由于这首歌的曲调是“南京山歌"的关系，所以听起来很像前述的晓庄学校的校歌。上海作曲家孟波先生饱含深情而富有田园风味的即席演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曾于1983年9月2日访问武汉市华中师范学院，见到了《陶行知全集》编辑委员会的成员，并向《全集》编委会赠送了带去的若干资料。《全集》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共6卷。
1984年3月看到“第一卷已正式出版发行，1985年各卷将出齐”的报道（长沙3月7日发新华社电，日本《中国通信》3月2日）。陶行知的次子陶晓光托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王达祥先生将《全集》第l卷带到日本，我于4月2日在东京才将《全集》第l卷收到。封底上写：
《陶行知全集》第1卷，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责任编辑曹先捷，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1984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据卷首“编辑说明”载，第1～3卷是论著类，第4卷是诗歌类，第5卷是书信类，第6卷是其他类。第1卷的首篇文章是陶1913年发表的《〈金陵光〉出版之宣言》；最后是l926年写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答客问》。第1卷共收录158篇文章，后附有“年表（1891—1926年）”。一看目录，便知不少文章系首次收入陶的文集。看到新的内容，就想继续进行年谱补充工作。但在报告完《全集》第l卷出版的消息后，还是暂且搁笔吧。
（王学东李宏译）
[1]原载《专修商学论集》第38号，1984第10月。
[2]陶行知：《四年前的这一周》，载《新教育评论》第一卷第5期，192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