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缺乏批判精神。这一点已直接影响到学生，致使学生同样缺少批判精神。一般来说，批判精神不足会使人变得卑屈渺小……所谓教育立国，就是要给予人们一种创造、发展新的国民文化的精神力量。”
在这一时期（1935年），日本已开始了对中国的军事侵略。日本的国家权力机关对受到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教师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户冢就是受到压制而被剥夺了公立学校职务的教师之一。日本政府强迫教师向学生灌输“日本民族的祖先是神，日本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的说教，对此户冢曾在《生活教育》上撰文予以批判：
“所谓国民精神，并不是在固定的概念上加入史实捏造出来的。而是祖先在社会实践中不断总结教训，在建设新时代、开创新局面的过程中通过充分发挥自由的创造力、科学的判断力而产生的。”
在这个时候，户冢一定是想到了中国的陶行知。他和自己持有同样的立场在逆境中奋斗着。他把《生活学校》的创刊号寄给了中国的“山海工学团”。为此陶行知寄来了感谢信。陶行知在信中说，已将书寄赠给：“生活学校小朋友”。《生活学校》3月号有文章专门记载这件事：
本杂志创刊号寄给中华民国新教育团体后不久，就收到工学团团长陶行知寄来的书，即该氏的新童话、童谣和《中国教育改造》。书皮上写着“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这是送给孩子们的。其他的“送给生活学校诸同志。”从童谣、童话的插图中能感受到几分彼地新教育的气势。有的地方让人忍俊不禁。如“从前世界属大人，现在世界属儿童”这幅图。
我有幸看到了由户冢先生珍藏的名为《乌鸦》的童话集。封面的里页上有陶行知的亲笔题词和签名。“送给生活学校小朋友—陶行知—二四、一、二一”。看后使我深受感动。
另外，从斋藤秋男先生和牧野笃氏的研究（见1993年的著作）中也得知，在中国生活教育社出版的机关杂志《生活教育》（第二卷第一期1935年3月1日发行）中，也有关于同年1月31日“在儿童社会第二次筹备会”上，由张健主席等人提出“写一封信给日本生活学校小朋友”的建议并为此进行了讨论的记载。有关这件事，我已从在上海陶行知纪念馆购到、并带回日本的复刻版《生活教育》上得到了证实。
二、战争和生活教育的苦难
《生活学校》创刊后的第二年，1936年7月，池袋儿童村小学校被撤销了。据说是因为财政困难和学校内部教师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对立。但是其背景里却有军国主义的因素。虽然学校被撤销了，然而《生活学校》这本杂志却在户冢和其支持者们的努力下继续出版发行，没被中断。1936年下半年，在蓬勃兴起的反对法西斯军国主义强权、教育应反映真实与和平的运动中，《生活学校》成为唤醒教师良心的一盏明灯。但是由于资金困难和户冢的妻子病倒等众多不利因素，《生活学校》不得不在1938年8月号上宣布该刊为终刊号。
《生活学校》停刊一年半以后，从1940年2月开始到1941年1月，曾是《生活学校》读者的教师们陆续被逮捕、入狱，继而便发生了被称为“生活学校事件”的镇压事件。事件中牺牲者众多。光被判刑的就有116名。户冢是在1940年12月4日早晨被告发的。尽管拘留、审讯了9个月便被保释出狱，但不久又被征兵，作为日军的一员被派到了中国。
日本的国家权力部门为什么要对生活教育采取敌视态度？原因就在于生活教育的探求者们拒绝、抵制虚伪的国家思想，而力求贯彻“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和平反战的立场。在当时政府镇压教师的文章里就明确写着：在战争当前的时候，生活教育是一种有害的教育思潮，必须“完全剿灭”这一思想运动。我读过户冢以及其他同志在狱中秘密写下的记录。他们描述了宪兵的审讯、严刑拷问是如何残酷。读后让人义愤填膺。就这样，许多教师被置于日寇的监督之下，一直等到1945年8月15日迎来了日本战败的这一天。一个饱受磨难的女教师这样叙述了在8月15日这一天的感受：
“我们在暗无天日的世界里挣扎。终于，使我们受苦受难的天皇政权崩溃了。八月十五日，灿烂的太阳照亮了人间。”
户冢在上海迎来了8月15日这一天。他立刻脱下军装，投身组织、安排日侨居民团的工作。第二年，1946年4月29日，他乘最后一艘日本居民的航船返回到日本。恰巧在同一时期，陶行知从重庆经南京来到了上海。就这样阴差阳错，陶行知和户冢没有见面。
三、战后日本的生活教育运动
在战争中，除了遭受迫害的一部分教师和知识分子以外，大多数教师都没认清战争的本质。他们屈服于政府的高压统治，在客观上为战争提供了服务。因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战败后不久一直处于茫然若失的状态。一些有良心的教师，当听到自己的学生死于异国战场、再也不能生还的消息时，纷纷赶到死者家中和其父母一起吊唁。此时此刻，他们深感自己作为一个教师的失职。
1946年10月，《生活学校》杂志再刊问世。使它复活的是在战前就曾给予该刊很多赞助的、一个名叫波多野完治的教育心理学家。那时正是户冢从中国回到日本的第五个月。波多野在再刊的第1号上这样写道：
这本刊物不是创刊，是“再刊”，是“复活”，是“再建”，在过去曾被白色恐怖笼罩的教育界里，《生活学校》起到了很大的进步作用，与在“生活学校事件”中当局的卑劣行径形成鲜明的对照，今天，我们使《生活学校》再刊，就是要让它过去的传统发扬光大；再建一个与民主主义革命相适应的时代；让该刊为教育的进步多做贡献。
再刊后的《生活学校》的作者，是过去曾支持过该刊的教师们；是与强权者的暴行进行过斗争而获得解放的人们；还有意欲继承、发展先人文化遗产的年轻教师和学者。杂志的中心内容是如何给在荒败的日本社会中生活的孩子提供品质精良的文化。新的《生活学校》虽然在1949年2月以后停刊了，但它对联结战前与战后的民主主义教育传统，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在新的《生活教育》停刊的前一年，即1948年10月，随着生活教育运动向前发展的趋势，一个名为“中核·教育课程研究联盟”的庞大的研究团体诞生了。这个团体就是现在“日本生活教育联盟”（1953年改名）的前身。
战后初期，该联盟集结在日本各地学校中兴起的、要求自主的教育改革运动的力量，主张根据孩子们的现实生活和当地居民对教育的要求制定课程表。这种改革要求逐渐成为全国性的运动。该联盟在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中心策划的作用。由于当时的文部省也对战前国家统治教育的现象持批判态度，这个联盟一时在教师中名声大振，甚至称之为“民间的文部省”。
然而好景不长。1950年，美国占领军把联盟列为“不受欢迎的团体”，加以批评。教育行政当局也开始干涉联盟的活动。日本生活教育联盟不得不联合其他的民间教育团体对当时的教育政策展开批判。不回避日本社会所面临的历史课题，而把解决问题视为学习的基本内容，这就是从1950年到1960年初的日本生活教育的特点。而这种生活教育是带有几分和政府意志相违背的“反对现实教育”的特性。1959年日本教育联盟发表了《生活教育宣言》。宣言说：“‘生活教育’拥有‘不死鸟一样的力量’，‘它将唤起、增强孩子们旺盛的生活欲望和学习欲望。’‘尊重孩子们所遇到的关于社会、自然、人类的客观现实和实际情况，提倡基于实践的教育。’”为此，在1962年制定的《日本生活教育联盟纲领》中，对此生活教育联盟做了以下规定：
生活教育，是以推动历史前进的民众的基本要求为基础的教育；是旨在挖掘、发展被埋没在现代社会体制之下的民众的人性、科学性、民族性，建设一个崭新国家的教育；是着眼于学生、学校、社会之内部诸矛盾，并力求最大可能地解决诸矛盾。我们将基于这种立场制定学校的教育方针。
这个纲领直到今日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1960年以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带来了“物质的极大丰富”。但是我们却不能忽视由此而产生的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并非因经济困难而出现的孩子们不上学、不上课的现象年年增加，而且遍及日本的每个学校。另外，来自同学、朋友的“欺侮、虐待”行为日增，为此而苦恼、自杀的孩子越来越多。这种现象已成为目前日本教育中的重大问题。它使得日本教育呈现一种病态。同时它又使人认识到生活教育的重要作用。陶行知先生的儿子陶城先生在给日本生活教育委员长丸木政臣的信中说：“生活教育没有国境”。我对这句话深感共鸣。陶行知的生活教育运动与日本的生活教育运动不谋而合。战后在我们的运动遇到多种困难时，我们的研究能与以斋藤秋男先生、牧野笃先生为首的，研究陶行知问题的先驱者们的研究成果相接轨，让人感到十分荣幸。陶行知的伟大业绩使我们进一步了解到进行生活教育运动所具有的国际价值。我非常感谢组委会邀请我和丸木委员长来参加这次学术讨论会。我希望我的报告能为促进中日两国生活教育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加深两国间学者的交流贡献一份力量。
（祝振媛译）
[1]原载《陶行知与中外文化教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