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1]
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很具特色，颇有影响。过去教育史界、学术界对陶先生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研究甚少，而以此为主题写成专题论文发表的，至今都极少发现。认真研究这一题目，对于深入研究陶行知的文化教育思想，拓展陶学研究领域，促进当前教育改革，都是有积极的意义的。
陶行知（1891—1946）出生于安徽省歙县的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从小参加生产劳动，接触农民大众，了解劳动人民的疾苦。靠外祖父的帮助，六岁开始进入蒙童馆学习《四书》、《五经》，接受封建主义的正统教育。在英籍人士主办的崇一学堂和美传教士主办的金陵大学完成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之后，他又借款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攻读市政、教育专业，师事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孟禄教授。学成之后，陶行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担任教授、教育系主任，亲自试验平民教育、乡村教育、普及教育、国难教育，访问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控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滔天罪行，考察各国教育，创办南京晓庄师范学校、重庆育才学校、重庆社会大学，深入进行教育改革的试验研究，培养高质量人才，创造生活教育理论，反对国民党化教育、独裁教育。贫苦的家庭环境，不寻常的个人经历和遭际，艰难时势的造就，使得陶行知对中国封建主义传统教育和封建文化有了较透彻的了解，对外国列强的“洋化教育”和西方文化有丰富的感性认识和深刻的理性洞察，因而在对待中西文化教育的问题上，能够发表中肯的、实际的新鲜见解。
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不是集中反映在一两篇论文里，而是散见于《陶行知全集》的80多篇论文、文章、诗歌和书信中。在这些著作中，都贯穿着一个总的指导思想、总的观点，即从中国国情和实际需要出发，对中西文化教育持分析、批评的态度。他指出：“用批评态度，介绍外国文化，整理本国文化。”[2]又带有总结性地说：“我们在这十二年当中干了些什么事？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与方法。”[3]以上两段文字，概括了陶行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基本观点，可以视为其中西文化教育观的总纲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陶行知对中西文化教育采取具体分析，“批评”过滤的态度，坚持把“破”（反对洋化教育，反对传统教育）与“立”（建立新教育理论与方法）结合起来，把继承借鉴与开拓创新结合起来。
一
在对待西方文化教育上，陶行知反对“仪型他国”、盲目模仿，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经验，吸取其精华。
在近现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国帝国主义在加紧对华军事、政治、经济侵略的同时，大力加强文化教育和精神方面的侵略和渗透。学校里和文化界出现的盲目模仿和抄袭外国的不良现象，正是这种侵略政策的必然产物。在沿海城市的学校、幼稚园里，照搬照套外国东西，盲目追求西化，成了一种十分普通的时髦倾向。陶行知揭露旧中国幼稚园害了一种“外国病”。他指出：“试参观今日所谓之幼稚园，耳目所接，哪样不是外国货？他们弹的是外国钢琴，唱的是外国歌，讲的是外国故事，玩的是外国玩具，甚至吃的是外国点心。中国的幼稚园几乎成了外国货的贩卖场，先生做了外国货的贩子，可怜的儿童居然做了外国货的主顾。”[4]还说：“现在有一点我们应当注意的，就是以前的教育，都是像拉东洋车一样。自各国回来的留学生，都把他们在外国学来的教育制度拉到中国来，不问适合国情与否，只以为这是文明国里的时髦物品，都装在东洋车里拉过来，再硬灌在天真烂漫的儿童的心坎里，这样儿童们都给他弄得不死不活了，中国亦就给他做得奄奄一息了！”[5]陶行知揭露这种文教部门的“外国病”、“拉东洋车”病是多么的中肯、深刻，造成的巨大危害又是多么严重啊！的确，它“害国害民”，坑害青少年，“是万万做不得的”。陶先生写诗讽刺这些贩卖“洋八股”的教师“拉车夫”。其“拉车的教员”、“拉车”诗云：“分明是教员，爱做拉车夫；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先生拉洋车，满身汗如雨。拉他一辈子，马路知他苦。”“学生坐洋车，风凉而舒服。坐他一辈子，还是不知路。”[6]陶行知这三篇诗歌，无情地讽嘲了某些教员盲目照搬外国文化教育、乐拉“东洋车”、贩卖“洋八股”的丑态，鞭挞了崇洋媚外、认为“外国月亮要比中国圆”、“没有抽水的洋马桶是几乎拉不出屎”的文化病态心理。
陶行知不仅在精神文化上反对盲目照搬外国货物、拉贩“洋八股”的思想，而且在制度文化上反对“仪型他国”、抄袭别国的行为。他批评那些“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的“新人物”的抄袭行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这次学制草案，颇有独到之处，但是不适国情之抄袭，是否完全没有？请大学注意。诸先进国，办学久的，几百年；短的，亦数十年。他们的经验，可以给我们参考的，都是不少，而不能采取得益的，亦复很多。当今改革之时，我们对于国外学制的经验，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以舍己从人，轻于吸收。”又指出：“至于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就除掉他。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和旧。能如此，才能制成独创的学制——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的学制。”[7]这两段文字，是陶先生对中外学制文化的最完整、最全面的表述，包含有三个基本观点：
1。中国学制机械地照搬泰西、日本、德国、美国的，都属于“不适国情之抄袭”，“都非健全的趋向”。
2。对于外国学制的态度，“应该明辨择善，决不可以舍己从人，轻于吸收”。
3。对中外学制吸取或扬弃的唯一标准是能否“三适合”——“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如果“三适合”，就“采取他”，“保存他”；三不适合，就“回避他”，“除掉他”。
可见，陶行知采取分析、过滤的方法，审视中外文化，体现了实事求是、辩证统一的思想，是一种冷静的、理智的态度，反映了开放的进步的中西文化教育观。
陶行知反对抄袭别国精神文化和学制文化，并不是反对学习外国先进的文教经验，恰恰相反，陶行知是十分重视、非常强调学习、借鉴外国先进的教育文化的。他在谈到幼稚园建设时，曾说过：“我们一方面在这里干，我们一方面还要吸收别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来造成一个‘今日之幼稚园’，要造成今日之中国幼稚园，就是从今日起我们就要下功夫！”[8]对于外国教育文化的其他经验，陶先生也是主张积极学习的。他称赞外国反对封建主义统治、争取民主、平等和自由的斗争，赞扬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出版了儿童科普丛书，介绍外国牛顿、伽利略，诺贝尔、爱迪生、法拉第、富兰克林、卡汾狄士等15位科学家的发明创造以及热爱人类、追求真理的探索精神，评价了杜威、福禄培尔、桑代克、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蒙台梭利、孟禄、推士、德满尔、麦柯、柏克赫司特、柏格罗等17位外国教育家的教育试验成果，评价了外国儿童作业室教学法、道尔顿制、设计教学法和普鲁士教育改革的经验，评价了列夫·托尔斯泰等一大批的外国文学的作品及其思想艺术特色，还主张学好外国语，派遣大学毕业生到外国留学，积极参加国际性的教育文化学术会议，与国际教育文化交流、沟通和接轨。所有这一切，都说明陶行知无论在思想理论上或者实际行动上，都是主张并实行学习外国经验的。他学习外国经验是积极的、主动的、多层面的、全方位的。
然而，这种学习外国经验是有分析、有鉴别、有区别对待的。在这方面，陶行知实行两个“区别开来”和一个“结合”：
第一，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灼见同反对某些洋教授的主观臆测、假知偏见严格区别开来。
陶行知号召人们学习大科学家伽利略发现木星的四个最大的“月亮”的追求真理真知的精神，但又反对佛罗伦萨的教授出于偏见，只相信洋书，只主观想象和推测，不承认客观存在、客观真理的洋八股言行。对于设计教学法，一方面肯定它对调动教师学生学习积极性、避免注入式教学的积极作用，又批评它设计时主观臆测的唯心主义思维方式。这样，就把学习外国专家的真知卓识同反对洋教授、洋八股严格区分开来，把“糟粕”与“精华”严格区分开来。
第二，把学习外国优秀教育遗产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性的教会教育严格区分开来。
陶行知认为，外国教育家许多教育改革的成功经验和先进的教学法，都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但是，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国家利用教会和传教士，兴办学校，控制中国教育主权，强迫师生信教，进行教育文化侵略活动。鉴于20世纪三十年代初期，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大批传教士，在华大办教会学校，进行种种文化侵略活动，破坏中国教育主权的严重情况，陶先生亲手写了《关于“请求力谋收回教育权案”的修改意见》[9]，主张“中国教育应由中国人自办”。坚决收回教育主权，维护国家尊严。凡外国人办教育“并无妨碍中国国情事者”，应由政府根据中国教育文化的政策法规，核实甄别注册。在维护教育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上，陶先生是热爱祖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可见，他把学习外国文教经验同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侵略严格区分开来。
第三，把学习别国先进文教经验同批判、改造创新结合起来。
陶行知认为，对于外国教育学说既要学习、借鉴，又要批判、改造、创新。例如，对于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教授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陶行知首先肯定其反封建传统教育的民主性、进步性，但又批判其脱离实际、主观想象、在实践“导不出电流来”的错误，对他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做根本改造，“翻半个筋斗”，创立自己的适合中国国情、适合个性发展的“生活教育”新理论。这就把学习外国教育理论的精华同批判、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二
用批评、分析的态度，整理本国文化，审视中外传统教育文化，这是陶行知中西文化教育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在这方面，他有三个基本观点：
（一）反对文言文，提倡学校教学继续使用白话文、大众文。
伟大的五四运动，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开展“文学革命”，改革学校教学文体，废止文言文，采用白话文和国语进行教学，这是一个进步的举措。但是到了三十年代初期，又有人提倡恢复文言文作为教学文体。1934年上半年，就发表了好几篇关于文言白话论战的文章。汪懋祖、柳诒征先生载文指责“新国语教本不健全”，白话国语“不高雅”，主张中小学（小学高年级以上）必须参用文言文。吴研因先生等则力主仍用白话文、国语进行教学。在这场新的文言白话的论战中，陶行知强调，“大众的要求，儿童的要求，新人才的要求，都是逼着白话文进展，而不让文言文复辟”，因而旗帜鲜明地主张：“一切公立学校，都应教白话文，不应教文言文，凡合乎现在社会需要的文言文，都应该翻成白话文。”[10]可见，陶行知从有利于大众学习文化出发，坚持维护五四运动采用白话文、国语者教学的积极成果，坚决反对文言文在学校里复辟，防止“文化沉渣再泛起”。
为了方便大众，使文化彻底解放，陶先生还主张学校在发展白话文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大众文、大众语。胡适马上写作《大众语在哪儿？》一文，质问陶行知。陶先生针对此文，发表了《白话文与大众文》，反驳胡适博士，批评胡博士“近年来的白话诗和白话文，嘴巴念起来，连小众也听不懂”。“白话已从小众的嘴巴跳到小众的笔头上去了。”[11]为了真正实现大众文，他主张请“四个先生”（耳朵先生、大众先生、生活先生、新文字先生）来做推广白话文、大众文的导师。很明显，在这场白话文、文言文的论战中，胡适站在“小众”一边，而陶行知则是真正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代表了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潮流。
（二）在对待中外文学艺术遗产问题上，陶行知站在工农大众的立场上，采取具体分析、实事求是的态度，“择善而从，决定取舍”。而这种的取舍标准主要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