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教育寻觅曙光》（节选）[1]——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
二、旧教育必须根本改造——批判“传统教育”与“洋化教育”，主张生活教育
陶行知生活教育的理论，是在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斗争中，以新教育的实验与研究为根据，总结了中西教育的历史经验。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我们把他对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的批判作为探讨他的生活教育理论与实践的起点。我们认为，不弄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很难完全理解他生活教育理论的实质。
在教育发展史上，一方面在其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一定的传统（思想、制度、方法等）相传下来；一方面又逐渐出现某种新的改革的趋向以至形成某种思潮，催动着教育的变革。这是教育发展的历史辩证法，它反映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发展的历史需要。但每一个历史时代所谓传统的教育或新教育，它们既有时代的共同的趋向，又会因国家、民族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而各有自己的特点。甚至在同一时代，有不同学派的、内容和意义不尽相同的学说在发展。因此，对教育发展史上传统的东西应当做具体的分析，其中有已经过时的陈腐的传统，有优良的具有进步性和科学内容的传统。正确对待教育的传统与改革，始终是教育发展中理论与实践的一个重要课题。一方面新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总是在和保守的、陈腐的传统思想、习惯、势力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中向前发展。一方面它又总是离不开传统的东西，继承其具有进步性、科学性的遗产。事实上即使是一场深刻的教育革命，它也必然要继承、吸收传统教育已有的科学性的成就。新教育的创造，从来不是从蒙昧的文化荒原上凭空产生的。
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随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的发展，政治经济的变化，改革传统教育、提倡新教育的运动时起时伏。从清末“废科举、兴学校”的新学运动，到“五四”时期的新文化、新教育运动，都是反映了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矛盾斗争和变革发展的历史要求。它以爱国救亡、追求民主与科学为总方向，以学习引进西方文化教育，变革封建的文化教育，建设中国的新文化新教育为目标。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下，新旧文化斗争深入发展，同时也发生了中西文化关系的论争。“五四”以来，陶行知是既猛烈批判封建传统教育，又抨击照搬外国的洋化教育，勇敢探索我国新教育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杰出代表之一。他在生活教育运动十二周年纪念的时候说过：十二年当中做了三件事，“还没有做完”。“一是反洋化教育，二是反对传统教育，三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建立争取自由平等之教育理论和方法。”[2]
随着中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和陶行知思想的发展，他从反对“因袭陈法”、“仪型他国”到提出反对“传统教育”、“洋化教育”，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些批判反映了他思想锐敏犀利的战斗风貌，有很丰富的历史内容，至今仍蕴藏着发人深思的力量，值得我们很好研究。
（一）反对“因袭陈法”、“仪型他国”，主张教育革新——“自新”、“常新”、“全新”
“五四”时期，新教育思潮和新教育运动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教育领域的封建复古守旧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各种西方的新教育介绍到中国来。陶行知在南京高师工作时积极介绍西方教育科学和教育发展趋向，发表了很多文章，主张改革旧教育，提倡新教育。他说人们常说“教育救国”，但不革新教育“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3]
为什么新学办了多年仍是老样，中国教育还是旧而不新？怎样革旧求新呢？
还在1919年初陶行知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中分析了教育思想存在的种种弊病：一是“依赖天工”，不思变革，“成败利钝，皆委于气数”，“是役于物而制于天，安得不为所困哉？”二是“沿袭陈法”，因循守旧。三是“率任己意”，从事教育的人不懂教育，“偏欲凭一己一时之意，以定进行之趋向”，主观武断。四是“仪型他国”，以照搬外国为能事。五是“偶而尝试”，一种新学说发生，“必有人焉慕其名而失真意，其弊也弥近似而大乱真”，偶而尝试，“中途而废矣”。
他特别批评“因袭陈法”与“仪型他国”的时弊，与以后进而高举批判传统教育与洋化教育的旗帜，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
教育的革新和因循守旧复古是对立的。陶行知指出：“彼泥古之人以仍旧贯为能事。行一事，措一词，必求先例。有例可援，虽害不问；无例可援，虽善不行。然今昔时势不同，问题亦异。问题既异，方法当殊。故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圆枘方凿，不能相容，何能求其进步也？”不除“因袭陈法”之弊，就不能“求教育之刷新进步”。
中国近代新教育产生以来，介绍外国的教育学说和经验，这对于促进中国教育变革是必要的。陶行知也介绍了西方的教育，包括杜威的教育学说。但是，在中国如何对待外国的教育经验？陶行知总结新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和当时新教育运动的倾向，尖锐地批判了“仪型他国”——照搬外国的弊病。我国自兴办新学以来，先学日本，后学德国，继学法国、美国，“五四”时期，尤以学美国为时尚。陶行知指出：“今之所谓新人物者，辄以仪型外国制度为能事，而一般人士，见有能仪型外人者，亦辄谓新人物”。陶行知认为，照搬外国未必就是“新的”，亦未必能使中国教育革新。因为外国之发明多经长时间的试验，然后公布、外传。经过辗转传述，往往不得其真；“即得真相”，“多需时日，恐吾人所谓新者，他人已以为旧矣”。不仅如此，“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故可以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未必适于中。试一观今日国中之教育，应有而无，应无而有者，比比皆是。此非仪型外国之过欤？”
陶行知上述批评是很中肯的。当时中国教育欲“新”而仍“旧”，主要的流弊就在保守复古和照搬外国。也就是后来他进而批判的“老八股教育”与“洋八股”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要“革而新之，其唯试验”。
陶行知吸取了西方实验教育学的思想，认为西方教育从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福禄培尔到杜威，教育学的进步以及心理学的成就，“无不根源于试验”。他的教育试验的主张同时也糅合了中国古代唯物思想。他说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可谓试验精神之窍要矣”；而“致知在格物”，如“格物”得法就是试验主义方法。陶行知说：“夫教育之真理无穷，能发明之则常新，不能发明之则常旧”。教育试验则“既能塞陈旧之道，复能开常新之源……发古人之所未发，明今人之所未明”。他呼吁“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陈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而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4]这一思想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科学精神的反映，是教育科学化的追求。“五四”时期是我国教育学开始从传统学说向近代的科学化转变的重要时期。陶行知不但介绍了西方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并且此后逐步深入地亲自参加探索中国教育的改革实践，调查统计、实验研究，为中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么，什么叫“新教育”呢？他说“新”教育包含“自新”、“常新”、“全新”三层意思。一要“自新”。中国新教育当然要借鉴外国的经验。但他说：“我们中国的教育，倘若忽而学日本，忽而学德国，忽而学法国、美国，那是终究是无所适从。所以新学的第一个意义要‘自新’。”[5]此后，他强调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要以适合中国的实际要求来创新。这是陶行知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的一个鲜明特色。后来他在自编教育文选《中国教育改造》的《自序》中说：“凡是为外国教育制度拉东洋车的文字一概删除不留，所留的都是我所体验出来的。”[6]就是主张探求中国教育的“自新”。“新”教育第二个意义是“常新”，因为“今日新的事，到了明日未必新；明日新的事，到了后日又未必新”，教育就需要相应的进步与发展，适应新的情况的需要。第三是“全新”，他说新教育“不单是属于形式方面的，还要有精神上的新”，即内容与形式一致的新的教育。他论述了教育目的、方法、课程、教师、学生都要革新，办成新的学校，全新的教育。他积极探求中国民主的、科学的新教育，[7]提出“第一流的教育家”要“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8]的著名号召。
（二）批判“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主张生活教育
“五四”以后，经过平民教育运动到提倡乡村教育运动，陶行知对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二十年代中期，他举起批判“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旗帜，生活教育理论的基本观点全面形成。
（1）对“老八股教育”和“洋八股教育”的揭露。
人们常常把历史上经过长期发展流传下来的具有特点的教育思想、制度或方法等称为传统的教育或某种教育的传统（如老解放区的革命教育传统，西方中世纪的宗教教育传统等）但是，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传统教育”一词却是有特定含义的。在西方教育史上，二十世纪初，杜威在他的教育著作中，把以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为依据所形成的新学制度、教学理论和方法称之为传统教育，而把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称为“现代教育”、“进步教育”。三十年代现代资产阶级教育思想中又出现“新传统教育”和新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流派“改造主义教育”等流派。陶行知所反对的传统教育主要是中国封建的“老八股教育”，同时反对“穿着洋装的老八股”——“洋八股教育”。
“老八股教育”和“洋八股教育”，是在我国近代教育的演变中产生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始于隋唐，以至明清。明中叶以后，规定科举考试阐发经义以《四书章句集注》为根据，并规定严格的“八股文”形式。考试的内容和形式都形成对士人思想才能的严重束缚。以科举考试为主导形成了一套“老八股教育”的制度和方法。陶行知在《伪知识阶级》一文中对这种教育制度做了深刻揭露和批判。他痛斥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用名、利、权、位的手段引诱全国天才进入‘伪知识’的圈套，成为废人”，成为“伪知识阶级”。陶行知认为学习的目的在求“真知”，真知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脱离实践经验的知识是“伪知识”。他说中国文化的发展，先秦诸子“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有独到的议论”，但后人只根据书本滥发的文字，即无自己的贡献。等到八股文发达到极点的时候，全国人都只死读死记朱熹注解的《四书》，都只以朱注《四书》为标准阐述经义，作八股文以求得功名。他说“从前帝王所收买的知识还夹了几分真，等到八股发明以后，全国士人三更灯火五更鸡去钻取的知识乃是彻底不值钱的伪知识了”。但统治者宣扬“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以功名引诱，一旦成名，光宗耀祖，于是全家全族帮着封建统治者驱赶读书人。在“老八股教育”下，“伪知识”抹杀了真知、消磨了“民间天才”。只有少数成为达官贵人，大多数名落孙山，成为没有真本领找饭吃的人，就去做土豪、劣绅、讼棍、刀笔吏。而那些“教书先生”又开始了“大书呆子教小书呆子，几乎把全国中才以上的人都变成书呆子”，成为“废人”了。陶行知深刻揭露了封建教育的本质。
鸦片战争后，这种传统教育的空疏无用、陈腐落后愈益充分暴露，于是新学运动“废科举、兴学堂”。书院变为学校，山长改为堂长，学堂增加了各种科学的教科书。但教育观念和教育方法并未改变，学堂里标本、仪器只供来宾参观，学生依然死读新的教科书，毕业于各种学堂的学生成为洋秀才、洋举人……旧功名翻译为新功名。“老八股教育”与“洋八股教育”合流。陶行知说：“这不是洋装的老八股吗？穿洋装的老八股就是洋八股。”[9]“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教育运动的倡导者和拥护者改革旧教育，进行了规模大小不同的改革实验，对中国教育的进步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但并没有能改变整个旧教育的性质和基本面貌。新教育运动本身仍然存在着形式主义，照搬外国，脱离中国实际的弊病。陶行知曾指出那时在教育方法上有了改进，但存在“不能适合国情、不能消化、不能在人民生活上发挥健全之效力”。教育制度脱离中国实际，照抄外国。他说“国内的幼稚园害了三种大病”，一是“外国病”，二是“花钱病”，三是“富贵病”。[10]农村教育更脱离农村，他尖锐地指出“现今学堂里学生简直只学得一点洋八股”，[11]洋八股教育和老八股教育一样不能使人求得“真知”。“书本的科学，陈列的实验，岂能当科学实验之名。他和老八股同样是无用的东西”。他既不能教人制造，也不能教人创造发明，这种“书本的科学是洋版的八股，在讲堂上高谈阔论的科学客，与童蒙馆里的冬烘先生是同胞兄弟”。它们都只能给人“伪知识”、“死的知识”。陶行知抓住“老八股教育”和“洋八股教育”的要害是一个“死”字，“先生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学生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一语中的，振聋发聩。他说“如果大家还不觉悟，只有死路一条”。号召痛下决心，放弃一切“固有”和“新来”的“伪知识”，“不要再把伪知识传与后辈”，与“青年共同努力去探求新知识的源泉”。他郑重地说：“二十世纪以后的世界属于努力探获新知的民族……东西两半球上也没有中华书呆国的地位。个人与民族的生存都要以真知识为基础。”[12]
陶行知从主张“活的教育”到号召“教育走向生活”，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2）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实质是脱离生产劳动、脱离人民大众，为少数人服务的“小众教育”、“吃人”的教育。
陶行知指出，“教育以生活为中心”这句话虽然成为当时学校的口头禅，但实际“教育自教育，生活自生活，依然渺不相关”。中国“新学办了三十年，依然换汤不换药，卖尽力气，不过把‘老八股’变成‘洋八股’罢了。‘老八股’和人民生活无关，‘洋八股’，依然与人民生活无关”。[13]他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中说：“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做房子不造林。他教人羡慕奢华，看不起务农。他教人分利不生利。他教农夫子弟变成书呆子。他教富的变穷，穷的变得格外穷；他教强的变弱，弱的变得格外弱。”这段话鲜明地揭示了封建性的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脱离生产劳动、脱离劳动人民的教育倾向，是一条走向国弱民贫，走向“悬崖绝壁”的“死路”！必须“另找生路”！[14]
陶行知从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联系的两个根本方面出发，批判了传统教育、洋化教育的错误所在。
第一，教育为人类社会生活所必需，首先在于教育教会人生产劳动，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而传统教育、洋化教育脱离生活，首先是脱离生产劳动。
陶行知说，“教育是什么？教育是教人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文字与书本只是生活工具的一种”，但“老八股”与“洋八股”教育“拿他当作人生唯一工具看待”，而且用错了这工具，只是让学生死读文字与书本，结果教育等于“读死书”，不是教学生求得“真知”，掌握生活的工具。陶行知批评了外国传来的“以文化为中心”的西方传统教育思想，“结果是造成了洋八股”。因为人类创造的文化“固然非常宝贵”，但“文化是生活的工具”，人类是为满足人生的需要、生活的需要而学习文化的，教育必须以生活为中心，不是为学文化而文化。陶行知认为人类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在于人类能够不断地制造出自己身体以外的工具。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能够制造出比后者更多、更好和更普遍应用的工具。从有了望远镜、显微镜、电话……人类就更扩大了视野，丰富和交流了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和相互促进的。所以他说“生活教育教人发明生活工具，制造生活工具，运用生活工具……教育有无创造力，只需看他能否发明人生新工具或新人生工具”。他批评空谈教育、空谈生活，“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15]陶行知在这里提出了教育要教人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科学技术，创造新的生活工具，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生活教育，才是现代的生活教育。他说中国需要“科学的农业”，需要“从农业文明渡到工业文明的知识技能”，需要“真正可以驾驭自然势力的科学”。但是在“洋八股教育”里科学的教科书却与老八股教育一样只是“识字的书”，“科学的识字书”，“科学的八股”。它们“不教您在利用自然上认识自然。它们不教您试验，不教您创造”。这样读书从小“读到胡子白也不能教您得着丝毫驾驭自然的力量”。[16]如果中国的教育变为教人手脑结合，“凡事手到心到——在劳力上劳心——便是骑着千里驹在人生路上飞跑了”。[17]
第二，教育必须适应人民生活的需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而传统教育和洋化教育都是为少数人服务。
陶行知指出，中国封建传统文化教育支配的思想是“以天理压迫人欲”，旧礼教是“害人之礼，那就是要把人加上脚镣手铐，那是与我们冲突的，我们非打倒不可”。“洋八股”教育，贩卖英国的绅士教育，美国的拜金教育，“便是推销外国文化的买办”。生活教育“要用教育的力量，来达民之情，遂民之欲”，“要解放人类”。[18]那种贵族式的为“小众”服务的旧教育，是“有钱、有闲、有面子，才有书念。中国的教育雨不落在劳苦人的田园里。中国的教育雨专落在大都会的游泳池里，给少爷小姐游泳玩。中国的教育不肯到边远的地带去滋长时代落后的人民的文化”。[19]陶行知揭露了旧教育的封建性、买办性。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新文化教育的民主精神，从平民教育到乡村教育，都主张确立为人民大众的教育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