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家心理史学范式研究》（节选）[1]
第四章陶行知的社会心理与行为特点研究
一、陶行知的自我概念与行为方式
（一）陶行知的认知自我、他观自我和理想自我
以人格独立著称于世的梁漱溟先生把陶行知和毛泽东、周恩来一样，看作自己“亲切结识的盖世人物而衷心折服者”之一。他说：“其笑我把服务社会的教育家和秉国钧的政治家毛周二公相提并论为可怪，须知三位先生大有相同之处：这就是他们的襟怀气概都卓然地向着世界全人类，廓然没有局限，从而三位先生在我心目中实同一钦重的。”[2]1946年陶行知逝世后，梁漱溟在纪念陶行知的文章中写道：
“陶先生是一个一往无前，奔赴真理的人。他心目中，有他对于社会的理想要求。就在这里，他好便真好，恶便真恶，好恶真切分明，虽然有时不形于色。大家谁都佩服陶先生是一个力行的人。但须晓得，他所以表著出来如此者，正因为他内心好恶简洁有力。当今这个‘好话说尽’的世界，一切只见说不见做，越显得陶先生朴勇卓绝，任何人都落在他后边。你只是众人随着他，受他感到鼓舞而向前；不是吗？他不唯勇往，而且踏实沉毅。因此，勇于奔赴理想的人尽还有，而终不及他。我在此等处，最折服陶先生。我简直要五体投地向他膜拜。”[3]
这说明，一生追求“知行合一”的陶行知以自己的行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也获得了世人的尊敬。同时也说明，陶行知的理想自我和认知自我是合而为一的，他的理想自我就是他的认知自我。
陶行知的理想自我和认知自我是怎样的呢？早在崇一学堂读书期间，陶行知就确立了理想自我的形象，那就是“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4]这一理想自我，成为陶行知一生自我概念的中心，所有其他自我概念，都是围绕这一中心并且为了实现这一中心而展开的。具体而言，陶行知的认知自我和理想自我包括：“热心力行”[5]、“立真去伪”、“行出一真是一真，谢绝一伪是一伪”[6]；“人生必有出世之精神而后可以入世”；“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己达达人，爱人如己，超度众生”；“我本来是一个中国的平民”；“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治人者治己；在劳力上劳心。”“在立脚点要平等；于出头处求自由。”“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奋斗是成功（万物）之父”；“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追求真理做真人”；“友穷，迎难，创造”；“博爱存心，和光映面，不惑不忧，不惧不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服务第一，手不释卷。思想青春，何可不变，愿师少年，站在前线。”“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7]，等等，成为陶行知理想自我和认知自我的主要内容。除了这些自我概念外，陶行知也有自认不足之处，即“容易发怒”，而这种习惯在他看来则是“于人于己，两受其害”[8]。由此可以看出，在陶行知的自我概念中，虽然强调理想自我与认知自我的一致性，但他也自认有和常人一样的不足，没有把自己排斥在常人之外而自诩为“神”。
陶行知生前愿意接受并记录下来的他人评价（即他观自我），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第一，前文所述蒋梦麟对他的评价，即“有传教精神的教育家”；第二，1946年冯玉祥对他的评价，即“古今两大叫化子，乞讨兴学教赤子。利他无我超孔子，祝君高寿一百几”。这是冯玉祥给陶行知的祝寿诗，由于搞错了年龄（冯玉祥把55岁的陶行知说成了50岁），冯玉祥专程找到陶行知以致歉意。为此，陶行知专门写了一首诗答谢冯玉祥，“如果我是五十岁，祝您花甲才初度。但愿不知老将至，发愤忘食给人助。”[9]并把此事写信告诉自己的儿子陶晓光。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在心理上接受了冯玉祥对他“乞讨兴学，利他无我”的评价。因此可以说，“有传教精神的教育家”和“乞讨兴学，利他无我”，构成了陶行知的他观自我。正像笔者在第二章中所论述的一样，陶行知逝世后虽然有很多对他的评价和赞誉，由于没有进入陶行知的心理领域，不能把它们作为陶行知他观自我的内容。
（二）陶行知的成长历程与自我概念的形成
正如周洪宇先生所说：“不同于近代中国许多著名人物，陶行知生前几乎没有给自己留下什么自传或回忆录之类的文字。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对他早年的人生经历所知甚少。”[10]这就给笔者研究陶行知的成长历程与自我概念的形成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值得庆幸是，笔者师从的几位先生都是陶研专家，他们在陶研中考证缜密，学养深厚，思路宽阔，文笔隽秀，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
陶行知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今属安徽黄山市）县城城郊的黄潭源村，原名文濬，后改名陶知行、陶行知，字世昌，乳名“和尚”（提醒读者对此特加留意。或许以往研究者忽略了这一乳名对陶行知具有“传教精神”的影响）。关于陶行知的生年，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应是1891年10月18日（夏历九月十六日）[11]；有人认为应是1892年11月5日[12]；也有人认为是1893年11月10日[13]；还有人认为1894年说也可成立，但在目前尚难确定之前，“我们还是倾向于信从亲属支持的1891年说，这也是按照多说从众的基本写作原则。”[14]这些观点各有证据，均不失为一家之言。笔者更为感兴趣的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陶行知对自己的生年“似乎不甚在意”的现象呢？或许这也是以往研究者所忽略之处。
据考证，陶行知祖籍浙江省绍兴县陶家堰。始祖明子公于1510年（明代正德五年）由浙江初迁至安徽“新安新桥”（或称“江南徽歙之西曰古溪”处，大概在今安徽休宁县东万安之西）。传至十一世祖舜廷公，才由第一次迁居地“古溪”再迁至歙县西乡黄潭源村，在村东隅建房居住。可能是效法东晋大文学家陶渊明弃官隐居之事，因“宅边有五柳树”，便把自己的居所命名为“五柳堂”，“意在借陶潜气节以励后世、淳化家风”。入皖后的陶氏家族自始祖明子公起，至陶行知这一世止，已传十六世[15]。
陶行知的祖父允禄公，娶鲍氏、李氏。“鲍氏生三子，长曰德生，次曰后生，幼殇，三曰盛生，李氏生一子，名长生，继与允裕公”[16]。李氏所生之子长生，就是陶行知的父亲。陶父是长子，据陶城回忆：“慈祖父陶位朝，号槐卿，字笑山，于1867年生于安徽省歙县，1915年病殁于江苏省南京市。”[17]
关于陶父位朝公的经历，已有研究说法不同，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一些基本史实。陶位朝青少年时陶氏家族生活尚富裕，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且古文功底不浅；曾经营过酱园，作过教员，掌管过田赋契约；因经营不善，酱园破产，兄弟分家，家境渐入清贫；与曹翠仂女士结婚，爱女宝珠（陶行知的姐姐）因病为医误诊而夭亡；曾染吸食鸦片的不良嗜好；入教堂信奉洋教……这些史实证明，陶行知出生后，生活较为贫困，家境已经衰落，已无力供养他上学读书[18]。
陶行知的父亲为人诚笃，家境衰落后虽生活清苦，但仍乐于学，并对新鲜事物颇为敏感。陶行知出生后，在还没有长到启蒙读书的年龄时，父亲就利用休闲时间教他识字临帖，希望把他培养成为一颗“读书种子”[19]。父亲的榜样和期望，无疑对陶行知“学而不厌”、“思想青春，何可不变，愿师少年，站在前线”、勇于“创造”等自我概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父亲的角色期望对陶行知的影响，从他1931年所写的一首回忆父亲的诗中，可以略窥管豹。
我十七岁之春，独自一人，乘船赴杭学医，父亲躬自送到水篮桥下船。回想初别情景，历历如在目前。今特追摄入诗。送别人竟不及见，思之泪落如雨。
古城岩下，
水篮桥边，
三竿白日，
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的儿子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的把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的转身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