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批判》（节选）[1]
一、革命道路与改良主义道路
在五四运动前后，对于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主张和道路。
一条道路，就是革命的道路，马列主义者——共产党、毛主席所指出的道路：认定中国的贫弱而落后，乃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地主、军阀、官僚资产阶级之剥削压迫中国人民；中国人民要解放，就必须要打倒这些敌人，推翻反革命的统治，进行土地改良，建立人民的政权，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有一个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政党，在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组织统一战线，团结一切革命的同盟者，组织人民武装，进行武装战争。
三十年来，毛主席、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国人民走上了这彻底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的道路，唯一正确的胜利的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另一条道路，就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的道路。这些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贫弱落后，乃是由于内部纷争，文化不普及，科学不发达，人民愚昧自私；他们认为在反动统治基础上，只要做出某些政治上的改良，便可调和阶级战争，便可使中国强盛。其中又有所谓教育救国者，他们认为中国要普及教育和科学，用文质彬彬的教育方法，便可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幻想在两大敌对阵营的武装战争的夹缝中，躲在城市或乡村的一角，找出一条既不流血又能“成功”的和平坦途。他们高举教育救国和科学救国的旗子，高唱普及教育的调子；在旗子上标榜着各种不同的旗号。如平民教育、乡村教育、职业教育、科学教育、生活教育，各有各的好，各说各的主张是救国救民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但是随着中国的民族危机和阶级矛盾的发展，在新民主主义大革命的进程中，所谓改良主义者的第三条道路，是彻底地破产了，于是他们中有的就转向于革命阵营，跟着共产党走了，有的就退休了，消失了他们的踪影，有的就完全走到国民党反动派那边去了，显露了他们真实的反动面貌。
改良主义者标榜着“为国为民”、“为人民”的超阶级超政治的口号，自称为第三者，而实际上是为资产阶级政治经济服务的，是直接或间接反对革命路线的；他们的思想是反动的，是唯心论的。
在教育救国论者中，陶行知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个，他直至晚年才由改良主义者逐渐变为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他从事教育工作三十年，他的教育学在中国传播了将近二十年（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在教育界的影响是不小的。到底他的教育学说是无产阶级的教育思想，还是资产级的教育思想？是辩证唯物论的，还是唯心论的？是革命的教育学说，还是改良主义的教育学说？是与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相符合的，还是相违背的？我们今天应该怎样对待他的学说？诸如此类的问题，是有研究的必要了。
二、从发展过程来看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陶先生十五岁（一九○六年）便入耶稣堂内地会所设立的崇一学堂，肄业，十九岁（一九一○年）入南京金陵大学文学系，肄业，二十三岁（一九一四年）赴美留学，二十五岁（一九一六年）回国。由于接受了欧美的旧民主主义思想和杜威的实验主义教育，所以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时便传播了这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
五四运动前后，正是中国资本主义有了新的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抬头，无产阶级也有了新的发展的时候，人们都在寻求中国社会的出路。马列主义和各种学说，如杜威的实验主义等同时在中国传播着、战争着。
五四运动提出了民主与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武断迷信，反老八股，反帝国主义等。这时陶先生的注意力正放在教学方法的改造方面，据他自己说“继而五四事起，南京高等师范同事无暇坚持，我就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2]从教学法的改革开始，他进一步地想要改革中国的教育，因此在一九二一年组织了中华改进社，并在《新教育》杂志上发表改进教育的论文。陶先生开始从资产阶级的实验主义的立场，来反对其他资产阶级的教育学说和洋八股。如搜集在《中国教育改造》一书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提介试验主义，反对传统教育的，如他说：“全国学者，苟能尽刷其依赖天工，沿袭旧法，仪型外国，率任己意，偶尔尝试之旧习，一致以试验为主，则施之教育而教育新，施之万事而万事新，未始非新国新民之大计也。”（见该书《试验主义与新教育》）这是陶先生提介资产阶级教育必须中国化的开始。
同时他又提介“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如果全国推行了这种职业教育，那么“将见国无游民，民无废才，军需可济，个性可舒，然后辅以相党分利之法，则富可均而民自足矣”（见该书《生利主义之职业教育》）。这不是别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思想，反映在教育方面的实用主义。
前者是教育的方法，后者是教育的内容；这两个主张，正是资产阶级的思想，正是合乎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要求的。因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需要用试验主义的方法和实用主义的内容来训练资本主义的生产的后备军，并使之中国化，而便于推行。
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的中国，是处在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中（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一九二五到一九二七年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由于陶先生当时是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所以他远离了这个伟大的历史巨变，而响应中华基督教青年会所介导的平民教育（欧美资产阶级骗人的把戏），并在江苏当局的赞助下首先在南京组织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一九二三年在南京成立），以及同年八月在北京参加该地总会的成立。认为“中国政治虽不统一，但教育是统一的。我们深信统一的教育可以促成统一的国家”。“中国现在所推行的平民教育是一个平民读书运动……都市里提倡平民教育，一大半靠商界。汉口各商团联合会周会长尤其热心，他手创的几个平民学校都很有成绩……工厂主人提倡此事最有力的有武昌李紫云先生，我们希望全国的工厂继起提倡工人的平民教育……”[3]陶先生自己亲手编《平民千字课》和往各省推行平民教育。由此我们可以看出：陶先生一方面是教育救国论者，另一方面是要尽力使教育为工商业资本家服务，和依靠工商业资本家。平民教育并不是真正为广大市民（店员）和工人服务的，而是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为民族资产阶级服务的。有的人认为陶先生提倡平民教育是从大众的立场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根本错误的。
乡村教育在五四运动时期，就已成为教育界讨论的题目了；这个问题的提出，也是受了美国、丹麦的乡村教育的影响。当时一些没有被统治阶级重视而失意的美国留学生，就由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教育均等，进而转到乡村教育的宣传方面。到了一九二六年，便逐渐由讨论阶段而进入实践阶段，由城市的平民教育而转入乡村教育。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蒋介石叛变了革命，发动了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民主资产阶级随着反革命走了，共产党则单独领导中国人民继续进行反帝国、反封建、反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革命的主力从城市深入到农村，团结农民进行土地改革，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
陶先生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立场，想在革命与反革命的武装农民进行武装斗争中找到一条中间的出路，他也把眼睛从城市转向乡村，放弃了平民教育的口号，想进一步普及广大乡村教育，企图以乡村教育来改造中国社会。
陶先生写的《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书》中说：“本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今后主要使命之一即在厉行乡村教育政策为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服务。我们已经下了决心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在《中国乡村教育之根本改造》一文中，他以同样的精神说道，中国乡村教育走错了路！他教人离开乡下向城里跑。他教人吃饭不种稻，穿衣不种棉……须把马勒住，另找生路！生路是什么呢？陶先生回答说：“就是建设适合乡村实际生活的活教育！我们要从乡村实际生活产生活的中心学校；从活的中心学校产生活的乡村教育，要教人生利。他叫荒山成林，叫瘠地长五谷。他要教农民自立，自治，自卫。他要叫乡村变为西天乐园，村民都变为快乐的活神仙……总之乡村学校，是今日中国改造乡村生活之唯一可能的中心！……叫中国一个个的乡村都有充分的新生命，合起来造成“中华民国”的伟大的新生命。”一句话，就是要以乡村教育来拯救中国。丝毫也不触及帝国主义、反动统治和生产关系，这就是十足的教育救国论的主张！
在这种主张之下，他自己首先以实验主义的精神来从事试验，想做一个榜样，以便推行全国。所以，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十五日在南京城外的一角创办了南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简称为晓庄学校），进一步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等主张，这就是陶先生建立自己的教育学说的开始。
晓庄教育的真相是什么？陶先生说“是从野人生活出发，向极乐世界探寻”。什么是野人生活？就是当时的农民生活。“封建制度下之农民生活是最不进步的。他们一天天地过去，好像人生毫无问题。”（《从野人生活出发》）什么是文明人呢？“文明人与野蛮人的最大分别就是文明人能把这些非身体的工具发明得格外多，制造得格外精巧，运用得格外普遍。”所以“真正的生活教育必以生活工具为出发点”。“只有发明工具，制造工具，运用工具是真教育，是真生活。”（见该书《生活工具主义之教育》）在《晓庄三岁警告同志书》中又说：“晓庄是从爱里产生出来的，没有爱便没有晓庄。因为他爱人类，所以他爱人类中最多数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他爱中华民族，所以他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他爱农人只从农人出发，从最多数最不幸的出发……”。
陶先生是转向于农村和农民了，可是由于他以资产阶级的眼光来看农民，所以中国农民便成了他眼睛中的野人。
最迫切的要求——土地问题。
怎样才能改变这种“野人”生活的状况呢？陶先生认为：只有给农民一些文化科学知识，改良生产工具，使他们提高生产技能和生产量，至于这些生产品是不是农民自己可以享受而不被地主以地租的方式剥夺去，或者不被封建、买办、法西斯的反动统治以各种捐税的名义剥夺去，陶先生是看不见的和不能理解的。
陶先生虽口口声声说是爱人类、爱农民、要从农民出发，但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就只能从资产阶级出发，而不能真正从农民出发，就只能抓住农民的鸡毛蒜皮的问题，而不能解决农民的根本问题。这和一切资产阶级人物所讲的“全民政治”、教育机会均等、“全民教育”等是一样的虚伪。不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一切为农民、为人民、为人类的漂亮词句都是废话。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才能真正做到爱农民、爱人类、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农民才能得到土地，才能解除农民痛苦的根本原因，才能提高生产量，才能使农业国转为工业国。
到底什么是极乐世界呢？把农民带到哪个极乐世界里去呢？陶先生是说不出所以然的。他不相信共产主义，他的眼睛没有朝向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他所熟习的只是美国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于是他只能处在“探寻”极乐世界的阶段，实际上可以说就是美国式的“极乐世界”把农民带到资本主义的文明中去。可是到了一九三○年夏天，蒋介石反动政府，便连这样的自由主义的探寻者和这样的改良主义的晓庄学校也不允许存在了，连他们做教练用的几十支破枪都被缴了，一块小小的根据地便被人霸占了。当然，这不是因为陶先生革命，而只是因为晓庄有共产党员在那里进行革命工作。
这时（一九三一年）他便不能不退到上海去。但他还不能觉悟到教育救国是一条死路，乡村教育是收起了，在民族资本家的帮助下，他创办了自然学园，从事于科学普及工作。提出“科学下嫁”给儿童和大众的口号。认为科学教育之普及又可救国。不幸“九一八”、“一二·八”的炮火打响了，日寇开始了新进攻，而反革命的内战继续进行着。在这样内外斗争交叉的时候，由乡村教育后退到什么通俗化的科学，对于处在痛苦深渊的人民大众，真是隔靴抓痒啊！
民族危机促使着陶先生不能不感觉在房子里搞通俗制造了一个“工学团”的新名词，又一次地自以为抓住了解决人民群众的痛苦的锁，解除民族危机的救命圈。
什么是工学团呢？陶先生说：“工学团是一个小学校，但同时是一个小工场，又是一个小社会。学校的主要意义是长进；工场的主要意义是生产，社会的主要意义是平等互助，自卫卫人。”（见《生活教育论集》的《工学团》一文）他在另一篇文章里又说：“工是做工，学是科学，团是集团。”他的目的是“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普及大众的教育》）“说得更清楚些是：以大众的工作减少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科学明了大众的生命，以大众的团体的力量保证大众的生命。”（《普及什么教育》）。
“工以养生”，对劳动人民说来，他们从来就是以自己的劳动来养活自己的。在当时对他们来提倡劳动，无异于要他们安于被剥削的地位。正如资本家和地主对工人农民说：劳动是好的，好好劳动吧，不劳动便没有饭吃。蒋介石也说：“务使一般学生及团民增色能认识以劳为本分。”——如果真要进行什么“工以养生”的教育，在当时最好的对象倒是那些资本家和地主老爷们！
“学以明生”也是含混其词，陶先生的意思是要劳动人民在劳动中能够“长进”，到底是什么进？明什么生呢？就当时的历史情况来说，首先应该明白对外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对内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虽然在“乡村学团试验初步计划”中提出了六大训练，但仍是改良主义的思想。这以后还要谈到。
“团以保生”用意是很好的，可惜的是，当时国民党却不让人民群众团结起来保卫祖国和乡土，却要“先安内，后攘外”，反动内战继续进行着，人民的民主权利被剥夺了，没有抗日的自由。这时候就不只是什么消极的“平等互助，自卫卫人”的问题，而必须是与敌人进行积极的武装斗争的问题。但改良主义的陶先生是没有这个勇气和决心的，只能提出这样空洞的口号，以致国民党政府也能暂时容许什么“工学团”的存在。
陶先生认为以前的教育都失败了（这是必然的），今后怎样办呢？只有走“工学团”的路。他在《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一文中认为只有走“工学团”的路才是生路，才能起死回生。但国难当头，陶先生不得不提出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