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二十年四月十日[20]
这可以说是一幅中国社会中下阶层父亲望子成龙的经典图画。23年后的陶行知仍能清晰地忆起父亲那伤心人无穷希望和悲壮的眼神，足见这种角色期望对他角色采择的影响。
陶行知的母亲曹翠仂女士，系安徽绩溪县人，生于1866年，1933年11月26日因脑溢血病故于上海。陶母“是一位勤劳、善良、朴实、忠厚、爽朗，富有好学求真的劳动妇女”。[21]1904年，陶父因染上不良嗜好，体力渐衰，陶家生活越发困难。陶母曹翠仂也不得不走出家门，由下田帮耕到外出帮佣，进入当时一家内地会传教士开办的崇一学堂当杂工。“翠仂手脚勤快，不但操持家务，帮助丈夫种地，为人缝补做鞋，还接过祖传的剃头刀，为孩子和丈夫理发。”[22]陶母57岁时还发愤读书，跟自己6岁的孙子学习认字。为此，1934年陶行知还专门写过一首题为《慈母读书图》的诗来纪念母亲[23]。不仅如此，陶行知能有辉煌的成就，与母亲及妻子、妹妹的奉献，也有极大的关系，以致当陶母遗体入殓时，陶行知痛哭碎心地说：“母亲、文渼妹、纯宜妻，你们是三位最伟大的女性，实在是被我拖垮累垮的啊！”[24]可以说，母亲的身体力行，为陶行知“热心力行”、“友穷、迎难”、“平民”等自我概念的形成，提供了最为切近的榜样。
陶位朝夫妇共生育子女三人[25]。长女宝珠，因病为庸医所误而夭亡。陶行知是位朝公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也是家里唯一的男丁。陶行知还有一位小自己四岁的妹妹美珠，学名文渼。可能是由于长女的夭亡，为了使自己的第二个孩子好生好养，父母便给陶行知起了一个乳名，叫“和尚”。在一部陶行知的传记中，作者这样写道：
“父母担心行知这一宝贝孤丁也被厄运夺走，他们祈求上天保佑，给他寄入佛门，取名和尚。还由于行知从小由母亲剃的光头，村里人都叫他‘小和尚’”。[26]
不知有否史料可以证明陶行知是否进入过佛门，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往的研究者大多忽略了佛教思想对这位“小和尚”的影响。何荣汉先生发现了这一问题，但由于他太专注于把陶行知定为“基督徒教育家”，对这种影响也未加深入探讨[27]。
笔者认为，不管陶行知曾否寄入过佛门，“和尚”的乳名却是一个事实，加之如果他小时候的确经常被村里人称为“小和尚”的话，从社会心理学角色理论分析，这种角色期望，不可避免的会影响陶行知的角色采择，至少也会影响陶行知对知识学习的选择和倾向。在陶行知的自我概念中，也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佛不入地狱，谁入地狱！”、释迦“超度众生”等自我概念，无一不表现出极强的佛教色彩。而被世人所赞誉的“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陶行知精神，也不无佛教思想的痕迹。
心理学和语言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语言表述的方式和习惯，与他已有的知识经验和认知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来”、“去”的表述方式，如果不“仅是”，也是佛教常用的表述方式。《金刚经》中对佛的一句核心的描述就是：“如来者，无从所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金刚经·第二十九品》）如果说这种解释仍显得牵强附会的话，从陶行知所编写的《平民千字课》教材第七十五课《佛》一节中，我们或许可以看到陶行知接受了哪些佛教思想的影响。
他不贪世上的富贵安乐，丢了太子不做，一心一意想要普度众生。他的教训，就是慈悲两个字。他情愿自己到地狱里去代替世人受苦，所以许多人被他感化了。[28]
由此可以看出，佛教中“普度众生”、“慈悲为怀”、甘愿“代替世人受苦”等思想和精神，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某种程度的影响，而这种影响或许也是他接纳基督教的某些思想，并成为他自己概念中“基督徒”的认知前提。因此，笔者认为，把具有“传教精神”的陶行知仅仅说成是“基督徒教育家”，是不十分妥当的。由此我们是否还可以猜测，陶行知生前不写自传和回忆录，以致对自己的生年“似乎不甚在意”的现象，是不是与他接受的某些佛教思想有关。
陶行知的姐姐究竟夭亡于哪一年？姐姐的夭亡对陶行知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些问题，以往的研究说法不一。据童富勇等所撰陶行知传记的记载，陶宝珠夭亡当在陶行知5岁甚至更早以前[29]，死因则是为庸医所误。如果仅是这样，其影响不外乎父母加倍了对陶行知和他妹妹的呵护和关爱，促使陶行知曾一度以“医药救国”为志向。但如果据陶城的回忆，姐姐的夭亡对陶行知的影响就要复杂得多了。
陶城在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在我小的时候，祖母曹翠仂女士曾痛哭流涕地对我说：‘你的姑母陶宝珠，由于我家贫困，不得已被送往别家当童养媳。她在婆家甚苦，有一天她回家说她很想吃一碗蛋炒饭，但未吃到就赶紧回到婆家。她十分可怜，不久就去世了。现在想起来十分内疚。’当时家中困难，为了保证爸爸上学，祖母才不得已把自己的亲骨肉宝珠姑母送到别家当童养媳，这是宝珠姑母为了保证爸爸能成才，能为人民多做贡献而做出的巨大牺牲。”[30]如果这段回忆无误的话，其一，说明陶宝珠夭亡当在陶行知上学的年龄，至少也在6岁左足。那么，陶行知“和尚”的乳名可能与宝珠的夭亡没有关系。如果“和尚”的乳名的确是在这一时期取的，那么陶行知曾寄入佛门的可能性极大，而且佛学对他的影响也会更深。其二，说明陶宝珠的夭亡多少和为了保证陶行知读书成才有一定的关系。从积极方面看，这表明陶位朝夫妇对陶行知成才期望的强烈程度，从而使这种期望成为陶行知立志成才角色采择的强大内在动力。从消极方面讲，这一事件也会使陶行知产生某种程度的负疚感，从而变为他立志成才的另一种内在动力。从他以后对母亲和妹妹陶文渼的态度和行为表现看，笔者认为，上述推论，大体是可以成立的。这对陶行知“奋斗不息”、“勇于奉献”等自我概念的形成，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由于从小受到父亲识字临帖的培养，幼年时的陶行知便表现出不同于一般乡野童顽的聪慧，被暘村塾师方庶咸秀才发现，愿收为弟子。无奈陶父家贫，不能送子入学。后在陶行知六岁时，由方秀才免费代为启蒙。
启蒙后，陶行知便在家跟父亲读书习字。1899年，8岁的陶行知随父前往休宁万安，得入吴尔宽私塾伴读。在随后五年里，他在学习上显露出惊人的聪明，深得外祖母及塾师、学友喜爱。13岁时，陶父因染上不良嗜好，体力渐衰，不得已将陶行知辍学带回黄潭源村参加劳动。陶行知在辍学参加劳动之余，利用空闲读书自学。陶父也利用劳作空闲教子攻读。后经亲友介绍，陶行知得到歙县上路街秀才程朗斋对四书的解说指点。陶行知还经常主动到相距15里外的航埠头曹家经馆求师问业。经馆塾师王藻是前清贡生，道德文章在当年当地享有盛名。他被陶行知风雨无阻前来求学所感动，谆谆教导，不厌其烦；陶行知对王老师也极为尊敬，就教时常立门外，静候老师室内课毕始入。有次大雪纷飞，他赶到曹家照常立在门外静候，待王藻发现，呼其入室，当众表扬陶行知有“程门立雪”的古人之风，一时传为美谈[31]。就这段求学经历对陶行知的影响，余子侠先生在他所著陶行知的传记中写道：“由是，凭借父亲家教身传和四处求学问师这两条途径，陶行知深受传统文化熏陶，打下了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为自己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做出了最底层次的铺垫。”[32]可以说，这种“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对陶行知“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自我概念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方、王两位先生“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师形象，或许也为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树立了榜样。
我们可以在与陶行知年龄相仿的另一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的回忆录中，看出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对人自我概念形成所起的作用。“那时（私塾）的先生真的能‘因材施教’呢。聪明的学生，给他多学一点。愚笨的学生，给他少学一点。不举行划一的公共考试，引起所谓竞争。倒用个别的指导，个别的考察，以资鼓励而促上劲。对于学问的获得是如此，对于品格的训练也是如此。其实学业的成就从私塾先生的眼光看来，还不及道德的培养来的重要呢。孔子不是说过吗？‘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品行为上，读书次之。”[33]由此可以佐证，以“品行为上”的私塾教育，给予陶行知的不单在知识，更重要的是在自我概念的形成和保持认知自我与理想自我间的一致性。
1906年，因家庭原因和崇一学堂校长唐进贤慧眼识珠，陶行知得以免费进入崇一学堂读书。崇一学堂是基督教内地会在安徽设立的一所教会中学，正式名称为“安徽省徽州府崇一私立中学堂”，校长由教堂的牧师、英国人吉布斯（Gibbs，汉名唐进贤，又作唐敬贤）担任[34]。
崇一学堂学制三年，开设的课程主要有：德行、修身、经学、国文、英文、中西历史、算学、代数、格致、地理、音乐、体育等，分别有五位教师担任，唐进贤则一人担任除德行、体操等之外的七门西学课程。1908年，崇一学堂因“当时唯一教授西学的教师”唐进贤回国探亲“而停办”[35]，陶行知实际只在此学习了两年多的时间。就在这短短的两年内，陶行知发愤攻读，如饥似渴地学习西方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中学上也得到很大长进。对此，周洪宇认为：“尽管在此所接触到的西方文化还极为有限……但无论如何，他毕竟给幼小的陶行知打开了一扇眺望新世界的窗口。从这扇窗口，他看到了发达的西方，看到了四书五经、子曰诗云所无法告诉他的新天地。”[36]笔者认为，这种观点还是比较客观公允的。同时，这段学习历程为他今后考入美国基督教会开办的南京汇文书院，又升入由汇文书院和宏育书院合并而成的金陵大学堂，1913年“皈依基督教”以致1914年得以留学美国，打下了社会现实基础。
崇一学堂虽然是一所教会学校，但在此学习期间陶行知并未加入基督教。如何认识这一问题呢？如果说《陶行知年谱》的作者在记述这一现象时，有符合“某种以中国本位意识与基督教对立的陈述倾向”的话[37]，那么如何解释在崇一学堂两年间，陶行知却没有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基督教，而是到1908至1909年才开始认真思考基督教信仰问题，且一直到1912年年底才决定信奉基督教的呢[38]？
笔者认为，可能的解释有两种。第一，由于贫穷，无力在旧教育上继续学习的陶行知，好不容易才有了进入崇一学堂继续学习的机会，并且又被先进而新鲜的西学所吸引，或许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思考什么所谓信仰问题。第二，在当时陶行知心理上，或许所谓基督教信仰与他所接受的儒家经典思想和佛教精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不管基于哪种解释，陶行知当时没有认真思考是否接受或拒绝基督教的事实说明，崇一学堂的课程内容给予陶行知的，更多的是西学知识的影响，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影响不大。但这并不是说崇一学堂的经历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没有影响，相反，崇一学堂的几位教师，特别是校长唐进贤和华人牧师、传教翻译章觉甫热心教育、治病救人的行为，不仅强化了陶行知心理上“有教无类”、“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教师形象，并一度促使陶行知产生了立志从医的思想。如果不是历史的机缘巧合，或许我们今天讨论的就不是教育家的陶行知，而是医学家的陶行知了。
如前所述，1908年因唐进贤回国探亲，陶行知不得不提前从崇一学堂毕业。或许是受到章觉甫的影响，也抑或由于姐姐被庸医误诊而夭亡，从崇一学堂毕业后，陶行知孤身一人第一次离开父母、家乡，赴杭州学医，考入同为教会学校的杭州广济医学堂。前述陶行知怀念父亲的那首诗，描写的就是父亲送他去杭州求学时的动人一幕。
关于徽州的社会文化背景对陶行知的影响，章开沅、唐文权先生撰写的《平凡的神圣——陶行知》和余子侠先生撰写的《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对此都做了精辟的分析和论述，笔者不欲再做冗长的引述。笔者认为，无论是以朱熹为核心和代表的新安理学，还是以江永、戴震为主要代表的徽州朴学，它们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所产生的影响，与陶行知早年所接受的“较为扎实的儒学基础”的影响，没有太大的差别。倒是被外地人常常谑称的“徽骆驼”或“绩溪牛”的徽州人的性格，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可能更有独特性。对此，《山村社会走出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一书中这样写道：
“徽歙社会由于农耕相当困苦负累，外出经商又风险多不可测，自古以来生活在这种社区的人们大多养成了一种艰苦耐劳坚忍不拔的性格，这就是人们经常谑称的‘徽骆驼’精神。尤其外出某事经商，近则数十百里之程、数月半载不归，远则千里万里之遥、长年累月不返……更有甚者，或则年少离家，即成永别。由是徽歙人物养成了一种为了实现事业目的出门无复顾返的坚毅性格。这种一往无前勇于献身的事业精神，对陶行知的影响尤为重要。”[39]
笔者认为，陶行知“奋斗是成功（万物）之父”自我概念的形成，正是家乡人这种性格的反映和影响的结果。陶行知1923年春所写《游牛首山》诗中的注，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吾乡称绩溪人为绩溪牛，人以为侮辱，我以为是尊敬。因为牛是农家之友，没有牛，我们哪里来的饭吃。”[40]
陶行知进入广济医学堂不久，由于该校对于非基督教学生在课程学习等方面有歧视性的规定，他便愤然退学了。对此事，陶行知曾经写道：“（因崇一学堂停办）我只好怀着学医的念头冒险去了杭州。然而，由于进的那所学校对非基督教学生有明显歧视，甚至反映在学习课程等问题上，三天之后我就退学了。”[41]周洪宇先生对此的评价是：“这表现了一个中国青年的铮铮傲骨。”[42]对这种评价，专注于把陶行知说成是“基督徒教育家”的何荣汉先生颇有微辞，并引用了童富勇等著陶行知传记中的一段叙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43]。可惜的是，何荣汉所引用的那段“早年认识陶行知友人忆述”，根据笔者对两种原文的考察，只有“他俩只得过着将衣服当得三百文铜钱过一日的穷困日子”是来自早年认识陶行知的友人陈家康的忆述[44]。因此，何荣汉先生的微词，也就显得不那么具有说服力了。
离开杭州后，陶行知投靠苏州的表兄张志暴（一说张志白）家，因生活困难，返回歙县，专攻了一年英语。1909年秋，巧遇办完事回到中国的唐进贤，经其介绍，考入南京美国美以美会办的汇文书院。1910年春，汇文书院与基督会和长老会宏育书院合并为金陵大学堂，陶行知直接升入金大。金大初创时，仅设文科及若干数理学程。文科分预科、本科两部。预科2年，本科3年。因陶在此前已有汇文的半年成绩，故预科只读了一年半，便于1911年升入本科。至1914年夏完成学业，他在金大生活和学习了五年。[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