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他反传统教育只是反对传统教育为“小众”服务的性质和“五旧”弊端，而不是反对传统教育的一切。他运用辩证思维方法，分析提出：“反传统教育也不是反对固有的优点”，不但如此，他以其教育价值观为指导，认为：“对于中国固有之美德，是竭诚的拥护”[22]。这一点很重要，但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以致对他反传统教育的论述在理解上有时不够全面。
他竭诚拥护传统教育中固有的美德，是因为他了解“我国先秦诸子如老子、孔子、孟子、庄子、墨子、杨子、荀子等都能凭着自己的经验发表文字，故有独到的议论”[23]。他不仅对先秦诸子加以褒扬，而且吸纳他们的思想之处很多。他不但借镜孔子的教学思想和启发式教学方法，还吸取了墨子的有关亲知、闻知、说知的认识论，还将孟子、王阳明尊为“二贤”，效法他们自我修养，去伪存真，学做真人，相信“将来真我之必胜，而伪我之必可败”[24]。
（二）反洋化教育，但对外国输入的真知识则竭诚欢迎
陶行知把反洋化教育与其反传统教育一样，作为他一生教育活动的另一项重大任务。他所指的洋化教育，主要是“办学校一定要盖洋楼、说洋话、用洋书”，“尤其是没有工业的生产而他们要工业的享受和花费”[25]。他总结照搬照抄发达国家办学的经验教训时指出：“我国兴学以来，最初仿效泰西，继而学日本，民国四年取法德国，近年特生美国热，都非健全的趋向。学来学去，总是三不像。”[26]他虽然反洋化教育，反对不顾国情照搬照抄，但认为：“反洋化教育的用意并不是反对外来的知识”，不但如此，他以其教育价值观为指导，主张“对于外洋输入的真知识是竭诚的欢迎”[27]。他对于借鉴外国经验办幼稚园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说明。他提出办幼稚园“不要搬洋货，也不要鹜时髦，只求适合于乡村儿童的生活”，但同时认为：“还要吸收别人的经验，我们要把英国的、法国的、日本的、意大利的、美利坚的……一切关于幼稚教育的经验都吸收进来，我们来截长补短冶成一炉。”[28]他极力主张截长补短、有选择地吸收外国教育优长于我国之处，是因为他认识到：“泰西学术，实高出吾人之上。何妨借他人之长，以济己之短。”[29]他还指出：“中外情形有同者，有不同者。同者借镜，他山之石，固可攻玉。不同者而效焉，则适于外者未必适于中。”[30]
陶行知在积极主张吸取外国文化教育的同时，则反对两种不正确的态度：一是醉心西化，东施效颦；二是唯我独好，拒绝吸取。对于前者，他认为：“自西学中输，新学派之醉心欧化，蔑视国文也，久矣。殊不知腐儒鄙弃西学，固属偏见；而新进蔑视国文，尤为忘本。”[31]对于后者，他批驳以东方精神文明为最好作借口，抑制向西方学习的论调，指出：“现在有一班人，开口就说：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东方好，东方的精神文明比西方高。这句话初听似乎有理，我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他论证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是合而为一的”[32]，如果承认西方物质文明比东方好，就该接受西方文化教育，不该自以为精神文明唯我独好，拒绝向西方学习。
其实，陶行知不只是在认识上主张有选择向西方学习，在实际行动中也是选粹吸收西方文化教育的典范。他在大学学习期间，为了加强修养，存真去伪，“暇时辄取《新约》展阅之，冀得半言片语以益于身心而涤其伪习”[33]；后来赞扬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光明照万世，宏论醒天下”[34]。他对西方的教育经验教训，有选择地吸取更为广泛。对他影响最为显著者，主要有：其一是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其二是杜威。他对前者赞扬说：“白斯达罗齐（裴斯泰洛齐）、福禄伯（福禄培尔）等之伟功盛业，无不在试验，无不在发明”[35]，并效法他们坚持教育试验，办晓庄师范、育才学校，办幼稚园；受后者影响更为明显，他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理论，显然是对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改造继承。对于陶行知反洋化教育必须有整体的全面了解，才不至于发生只强调反洋化教育或只看到他有选择地吸取外国教育的片面性。
（三）去与取，只问适不适、好不好
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有一个总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就是“去与取，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所谓“适不适”，是指“适合国情，适合个性，适合事业学问需求”。他认为：“外国的经验，如有适用的，采取他；如有不适用的，就回避他。本国以前的经验，如有适用的，就保存他；如不适用，就除掉他。”[36]
他对外国教育的吸纳，以“只问适不适”为准则，反对照搬照抄外国办学经验。他把照搬照抄外国教育的看作拉洋车夫，他讽刺愿当拉车夫的教员：“拉来一车洋八股，谁愿受骗谁呜呼”[37]。他回顾我国近代改革学制过程，就是当拉车夫，一味抄袭外国，未能制订出适合国情的学制。他认为：“只有透彻地研究自己的需要与问题，才能确有把握地制定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服务的教育制度来。”[38]
他对中国古代教育的吸取，也是“只问适不适”现实生活和教育实际。他反对依样画葫芦，以古进今办法。他认为：“有的人见古人怎样解决，我们也怎样解决，这种解决是不对的，是没进步的。因为古时现象不是与今日现象一样，所以以古进今的办法往往是错的。”[39]他还指出：“适于昔者未必适于今。徒执古人之成规，以解决今之问题，则圆枘方凿，不能相容”[40]。
但是，他对于有益于今天的古代教育，则主张有选择的继承。甚至对安徽本土的乡贤思想与学问，也“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他指出：“我们徽州的土产本来不错。你看朱晦庵、江慎修、戴东原诸位乡贤，那一位不是土产？现今的胡适之先生，从头到脚也只是我们家园所出的土产。”他对小朋友说：“我深信，他们来做你们的老师，你们是一定欢迎的”[41]。
由于他吸纳中外教育只以“适不适”、“好不好”为原则，对于违反这一精神的是不加吸纳的。就是对他视为徽州现代“乡贤”的胡适也如此。当胡适赞扬了作为英国殖民地香港普及教育搞得好，还说要“效法”的话，他则不顾与胡适是同乡、留美同学，马上写了一篇《胡适的普及教育理论》文章，加以义正词严的驳斥。
总之，陶行知的中西教育观，在吸取中外教育经验教训时，最使人们受到启迪的是两个方面：一是必须从现时生活中“滤下来”，“明辨择善”，既反对传统教育和反对洋化教育，又主张有批评、有选择地接受中外教育中的固有优点和真正知识；二是“只问适不适，不问新与旧”，“只问好不好，不问土不土”。他的这种中西教育观，与我们党对待中外教育一贯坚持的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批判继承主张，是相一致的。在迈向21世纪的今天，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制，我们应当把陶行知的中外教育观当成一面历史的镜子，从中取得借鉴，丰富和提高处理中外教育及其关系的经验、能力和方法。
[1]原载《教育研究》，1997年第1期。
[2]方与严：《人民褒扬，昭告天下》，载《陶行知先生四周年祭》（下集），北京，新北京出版社，1950年11月版，第405页。
[3]张国良：《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陶行知一生》，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84年10月版，第33页。
[4]张国良：《再记我所知道的陶行知》，载《行知研究》，1984年第11期。
[5]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7月版，第17页。
[6]《陶行知在美国的教育经历》，载《行知研究》，1983年第7期，第66页。
[7]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8]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1页。
[9]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93页。
[10]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609页。
[11]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4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86页。
[12]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3]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11页。
[14]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3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27页。
[15]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陶行知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19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