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上也和他在政治上的表现一样，一方面要求教育为抗日战争和民主斗争服务，表现了他的革命精神，他方面又存在着杜威思想和改良主义思想。在政治上，我们应该肯定他是革命性的一面，批判他落后性的一面，在教育上，我们同样应该肯定他是革命性的一面，批判他落后性的一面，而不能得出“在政治上革命，在教育上不革命”的错误结论。因为这个结论是不合乎事实的，是简单地抹杀了他在政治上的落后面和教育上的革命面。
为什么他在政治上和教育上存在着两面性呢？这不是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双重性的表现，而正是自由资产阶级的革命派的思想本质。自由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自己，是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产阶级的，是能够参加革命的；具有自由资产阶级思想的陶行知，在政治上和教育上表现了革命性，同时也存在着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这是必然的现象。他与资产阶级的关系，不仅仅是“若即若离”，“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受着资产阶级的影响”，而是主要地依靠了自由资产阶级，反映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思想。为了澄清目前教育思想中的混乱现象，来批判陶行知教育思想中的落后性或者反动的一面，是完全应该的，必要的。但不能把他在教育思想中的进步性或革命的一面予以抹杀，而笼统地说他在教育上是不革命的。
三、为什么陶行知要翻新花样？
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都提到陶先生好翻新花样，白韬同志认为“陶先生之好翻新花样，完全是由于他的小资产阶级的教育救国论的改良主义的幻想，灵机一动从头脑里想出来的，并不是根据历史唯物论的……”董纯才同志则认为“陶行知的教育学说，那完全是美国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中国的翻版，是反科学的，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东西。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就是他老师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在做中学’这套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花样翻新”。
陶行知的教育学说，是杜威学说在中国的翻版吗？为什么杜威的学说口号，到了中国的陶行知的手里，便翻了半个筋斗呢？为什么他的口号时时变换呢？总之，为什么要翻新花样？
白韬同志指出了他的哲学基础，当然是对的。但是，还有他的阶级基础及时代背景还没追究出来。
杜威的教育学说，在美国是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到了中国，自然也为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教育家所欢迎的，所乐意实行，因为这是合乎他们的阶级利益的。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比欧美资产阶级的内部矛盾要尖锐得多，中国的官僚、买办的资产阶级限制了自有资产阶级的发展，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自由资产阶级可以起来反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虽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让自由资产阶级插了一脚，可是，并站不稳，在教育上也是同样的。
自由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的要求，反映到教育思想方面，便要求反封建买办教育，要求反老八股和洋八股。所以在陶先生的教育思想中便充分地表现了这种思想。
然而陶先生在直接搬运杜威学说来改造中国旧教育的过程中（1921年前后），碰到了旧教育的种种抵抗（如在南京高师改教授法为教学法时遇到的困难），同时又觉得光走资产阶级的道路，要夺取旧教育权，力量不够，行不通，另一方面，他又觉得城市平民和乡下农民必须有受教育的机会，才能适应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要求，于是转向改良主义的道路，企图在旧政权旧经济的统治下用杜威的学说来服务于城市的平民和乡村的农民。但城市和农村没有现成的学校可利用，所以杜威的学说，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手里，便不能不到社会和生活中去开创教育的新天地，不能不把他变为“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了。因为学校是掌握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手里，要普遍实现“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很困难，要他们来真正办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广泛的替资本家培养生产后备军就更不可能了。
在这种情况下，陶先生便提出了：“自有人类以来，社会即是学校，生活即是教育。士大夫之所以不承认它，是因为他们有特殊的学校给他们的子弟受特殊的教育。从大众的立场上看，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实际上是改良主义者认为社会是大众唯一的学校，生活是大众唯一的教育。在理论上为自己找根据。这种认识是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阶级的软弱性。
所以，陶先生所提倡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这一套生活教育理论，不是杜威学说的简单翻版，而是杜威学说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的具体的运用和新的发展。
中国的改良主义者，在近三十年来的社会激变中，是起了分化和变化的。原来都是在一起搞职业教育、平民教育、乡村教育，后来便不能不分道扬镳了，有的成了自由资产阶级的支柱，有的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有的成了地主阶级的代言人。陶先生则随着民族危机的到来，日益进步了，成了民族民主阶级的战士。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为什么他的普及教育的口号，时时变换呢？
据陶先生自己说：“这十几年来，我有时提倡平民教育，有时提倡乡村教育，有时提倡劳苦的大众的教育，不知道的人以为我见异思迁，喜欢翻新花样，其实我心中只有一个中心问题，这问题就是如何使教育普及。”
我们看了这一段话，就可以使我们从迷恋《普及大众教育》一文中醒悟过来，（该文发表于1936年的新生周刊双十节专号），同时也可以了解口号虽变，其阶级本质和基本观点并没有变。如在《普及大众教育》中，仍然是那一套生活教育理论，所不同的是只是以前他“对于儿童大众的力量还没有正确的估定，对于学校式的传统教育还没有看破”，到了1932年以后，才认为“在儿童大众的力量新估计之下，如果大家把传统学校教育彻底看破，则普及中国教育不但有可能性，并且是可以一举而成，万世不减”的。他的普及教育的信念，是多么坚定啊。
中国的乡村教育，也是受了美国、丹麦资产阶级的乡村教育的影响而提出来的。早在1919年一些没有被统治阶级重用而失意的美国留学生就由对一般教育的改造，和提倡资产阶级的教育机会均等，进而转到乡村教育的宣传方面来了；到了1926年、1927年便进入实验阶段，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和东南大学教育科农科合组徐公桥乡村改进会，在昆山的徐公桥和丹徒的新丰等地划区实验，平教总会又设立乡村教育部定县实验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华教育改进社便设立了晓庄学校。就改造中国教育和乡村教育来说，是反映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中国自由资产阶级的要求的，而为后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一般改良主义者甚至买办阶级的知识分子所实践。
1931年陶先生搞自然科学团，做科学通俗化的工作，乃是科学救国的思想。但提倡科学普及并非由陶先生开始，早在1914年美国的中国留学生便在美国的绮色佳城成立了中国科学社，1918年便搬回上海和南京，“以传播科学提倡实业为职志”。陶先生这时所着重的不过是在于通俗化而已，其改良主义思想本质是没有离开资产阶级的。通俗化在当时文化界也是高唱入云的，陶先生只不过是搞科学的通俗化罢了。
工学团的提出，其实是陶先生一方面根据杜威学说的实用主义精神，批判了半工半读的工读学校“工自工，读自读”的缺点，而要求工与读结合，另一方面认为“古时候的家庭差不多就是一个小小工学团”[3]，即是以原始社会和日常生活中的自然状态的教育为根据，再一方面，则想用教育改造社会，发展生产。把改造学校、改造社会、在生产部门（工厂、农场）普及教育这三个概念集中起来，便产生了具体实现生活教育的办法——工学团，便构成了改良主义者的新村、新世界。
工学团的主张，乃是调和阶级关系和师生关系以及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中心思想的继续和发展，乃是在“呆板的办工场，呆板的办学校，呆板的干社会工作都没有意思！因为这样的干是割裂人生，使生活的细胞解体，所以办的人个个弄得焦头烂额，找不着出路”的认识基础上产生的。陶先生主张办工场要“同时注意到工人之进步的机会和平等互助的关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工厂”。办学校要“同时注意到师生之生产的机会与平等互助的关系”“变成一个有意义的学校”。改造社会要“同时注意到各分子之生产与长进的机会便立刻变为一个有意义的社会了”（同前书）。其实这种“有意义的工场”仍然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种“有意义的学校”不过变成了发展生产的工厂，这种“有意义的社会”仍然是旧政权旧经济统治着的社会。陶先生的口号、名称虽在变化，而其中心思想——要在旧社会的制度下，以调和阶级关系来发展资本主义生产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是没有变的。就是以后提出国难教育、战时教育、民主教育等，仍然存在着这种思想。
以上这些变化，乃是陶先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使生活教育理论向前发展的结果，并非“灵机一动”、偶然出现的。
[1]原载《人民教育》，1951年第12期。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第93、95页。
[3]见《古庙敲钟录》，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