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大经历对陶行知的影响，章开沅、唐文权先生这样写道：“金陵大学是陶行知早年智悲双修、悟证光明的菩提树。自度自觉自证光明之后，便以度他觉他光明于他作为己任。”[46]这说明，经过金大的锤炼，陶行知的自我概念已经基本形成，此后的陶行知就将以这样的形象展示于社会并投身于社会实践中去。（这段论述也颇为有意思地借用了很多佛学术语，这是否意味着作者已经意识到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与佛教的影响有某些关系呢？答案或许是肯定的吧。）
金大学习期间，严复的《天演论》使陶行知看到了“盖以生乎今之世，列强既具有进取之特性，其学术工商复高出吾人之上，以强佐强，进步一日千里。吾人欲与并驾齐驱，其进取当有列强什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事蹉跎。”[47]西方资产阶级民约论和天赋人权说以及孙中山所宣称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让他认识到走向共和是挽救中国社会唯一之正途，而“自由、平等、民胞，共和之三大信条也。共和之精神在是，共和之根本在是。”[48]这些可以说是金陵大学对陶行知社会认知和社会态度的巨大影响。那么，金大的经历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在金大，有三种思想对陶行知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第一，进化论思想。前述已经说明，进化论思想使陶行知认识到，中国欲与世界“并驾齐驱，其进取当有列强什百倍之猛勇。即欲在世界求一生存，犹当夙兴夜寐，不容稍事蹉跎。”但与世界进化发展的潮流相对应的，则是中国人的因循守旧，并每每为自己的这种行为找出合适的理由。“因循者，每自饰其说曰：‘欲速则不达’，‘其进锐者其退速’。与其不达何如迟？与其退速何如藏其锋？”陶行知认为，因循守旧的原因在于“畏”、“惰”、“自满”、“自私”、“宴安”（这也反映出陶行知把问题归因于内部的、不稳定的和可控制的归因风格）。而因循的结果则是“失时机”、“长惰”性、“伤名誉”、“妨他人之进步”、“引他人之因循”。由此，陶行知得出结论：
因循之害，既足以自误，复足以误人，更足以误国。吾人果自爱，则不当因循，吾人果爱人爱国，尤不当因循。然世人之因循，相习既久，脑印已深，一旦除之，自非易事。于此则吾人所当垂择备有二事焉：（一）不问他人因循与否，吾为努力前进，勇行其是；（二）因循既由畏、惰、自满、自私、宴安诸念所致，则欲远离因循，自非排去畏、惰、自满、自私、宴安五念不可。自警警人，务期易怯为勇，易惰为勤，易自满为不足，易自私为利人，易宴安为忧劳，使国人共跻于勇为之士，则吾辈所不可放释之责任也。……果能如是，则吾国虽弱且贫，其前途必有光荣之希望。不然，社会因循而民气不张，政府因循而国魂不振。吾国行将由贫弱而渐臻于沦丧，岂不甚可畏乎？勉哉国人！[49]
这说明，进化论的思想对陶行知“努力奋斗”等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如此，陶行知对中国人因循守旧特点的认知和态度，也为他以后人生道路的选择做出了一定的心理铺垫。
第二，基督教义。金陵大学期间，陶行知皈信了基督教，成了一名他自己观念中的“基督徒”。这是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1916年2月16日，陶行知在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罗素的一封介绍自己简历和志向的信中写道：“在包文博士（Dr。Bowen）和亨克博士（Dr。Henke）的指导下，又深受詹克教授（Prof。Jenk）的‘基督教的社会意义’观点的影响，我于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徒。”[50]何荣汉先生发现的最新史料，也再一次证明了这个事实。为了全面深入地了解基督教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特将这份史料引述如下：
金陵大学学生陶文濬的信仰见证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四年多以来，耶稣基督与撒但在我内心中争战，要夺取我这一颗心，耶稣得到了胜利，从今以后，我是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从前，我没有来的他那边，是因为我一直期望从他那里得着一些不恰当的益处。如果我有任何厌弃的东西，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常常问：“我可以从中得到什么？”我现在之所以信仰基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读了康奈尔大学詹克教授（Jenks）所著的《耶稣的社会原则》（SociplesofJesus）。虽然我不能在这里很仔细地讨论基督哪些教导是重要的，但我必须指出，就是他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叫我决志成为基督徒；而我刚才提及的书籍，正好清晰地论述和印证了这个原则。
除了以上这点，我从历史学习当中，留意到很多伟大的领袖，以及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我也发现哲学家和科学家当中，是耶稣基督坚定的信仰者和跟随者，比起那些没有直接把哲学或科学知识归于耶稣基督，以及他的教导和他的教会的人来说，比例上多出很多。
再者，现今世界最伟大的共和国是哪个国家呢？当然你会说是美国。美国从何而来的呢？我看华盛顿是她的创见者，我看林肯是她的拯救者，这两位是怎样的人呢？他俩都奉耶稣基督的名字，为自己的国家献上自己，献上一切，他们正如耶稣一样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因为他们都是耶稣的跟随者。
“中华民国”是从何而来的呢？你会说是改革者和革命者，你还算不上是追本求源。我认为孙文博士是促成“中华民国”成立的最重要因素，但他又是从何而来的呢？他从哪里得到自由和平等的原则的呢？这些都是他经过多年从传教士那里一点一点累积而来的，而他又是什么人呢？他就是一位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在中国，直接的目的，就是为了宣告耶稣要怎样拯救世界。
你看看今日中国的教育体系，它的中心在哪里？是在岭南大学、圣约翰大学、金陵大学、文华大学、天津大学（Tientsiy）、燕京大学、北京清华学堂，以及其他相似的学府，都是直接因着耶稣基督的精神和教会而产生的，如果从中国教育中剔除那些根源于耶稣基督的部分，中国将会变成什么模样呢？也许就是堕进无知深渊的最深处。
再者，就在这里，我们有自己的老师，他们离乡背井，远渡重洋来这里，为的是要教导我们。他们教我们哲学、历史、数学和科学，而且我们都接受了；他们更教我们宗教，而世界上最高等的宗教亦已经创建了，就是耶稣基督的宗教，而我们却拒绝了它。如果他们教我们哲学和历史，而我们要拒绝，确实是十分可惜的，毕竟这些和其他知识是不断在变化的东西，但如果他们教导我们宗教恒常不变的道理，而我们却要拒绝，就更加是非常可惜的事。
各位亲爱的同学，我谨以至诚，邀请你们归向耶稣基督。[51]
抛开以往对陶行知皈信基督教的分析，仅从陶行知的这篇“信仰见证”中，我们可以解读到陶行知的哪些心理活动呢？
首先，在此之前，陶行知没有皈信基督教，是因为“一直期望从他那里得着一些不恰当的益处”。这说明，在此之前陶行知是从对自己的“实用”角度去看待基督教的，只是期望从基督教那里得到“一些不恰当的益处”。那么，“一些不恰当的益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在陶行知心理上，所谓“不恰当的益处”，或许就是能让自己上学读书。正如笔者前文所推测的，这种“实用”的心理，是陶行知在崇一学堂没有信教的主要原因。
其次，此时陶行知皈信基督教，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基督教“教导我们如何爱人如己”；第二，基督教有助于伟人的成功；第三，基督教促使人们“为自己的国家献上自己，献上一切”、“爱自己的国家和人民”；第四，孙中山“自由和平等”的原则是受到传教士的影响而产生的，“自由和平等”是“中华民国”的基石，是拯救世界（或者可以说就是拯救中国）的希望；第五，教会学校以及教会学校教师离乡背井，远渡重洋的献身精神，对支撑当时中国的教育，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通过对这些原因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陶行知皈信基督教，虽然摆脱了基督教对个人“实用”价值的追求，却仍然没有摆脱从“实用”的角度去认识基督教，只是基督教的“实用”价值这时已不在对个人，而是对国家。这种“实用”价值基点的转变，归根结底还是反映了陶行知“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的自我概念。换句话说，因为基督教有助于“我”实现“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些贡献来”的理想并与之相一致，所以“我”皈信基督教。
陶行知的这种心态，可以从另外一位“中国式”的基督徒——容闳——拒绝充当传教士时的心态，得到进一步的证明。
1850年，容闳欲上耶鲁大学继续深造，由于经费问题不得不向孟松中学求助，但按照孟松中学的规定，要获得资助，首先必须签订毕业后愿充教士以传道的志愿书，容闳听到此规定后，“爽然自失，不待思索，已知无补额希望，故亦决然不向该校请求。”容闳认为：“予虽贫，自由所固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纵政府不录用，不必遂大有为，要亦不难造一新时势，以竟吾素志。若限于一业，则范围甚狭，有用之身，必致无用。且传道固佳，未必即为造福中国独一无二之事业。以吾国幅员若是其辽阔，人苟具真正之宗教精神，何往而不利。然中国国民信仰果何如者？在信力薄弱之人，其然诺将如春冰之遇旭日，不久消灭，谁能禁之。况志愿书一经签字，即动受拘束，将来虽有良好机会，可为中国谋利者，亦必形格势禁，坐视失之乎。”[52]
陶行知的“信仰见证”说明，基督教义对陶行知“爱人如己”、“自由平等”、勇于献身等自我概念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第三，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学说对陶行知自我概念形成的影响，主要反映在1913年11、12月他所写的《伪君子篇》[55]的文章中。
陶行知对伪君子的考察，是基于他当时的社会认知和态度。“世衰道微，人欲横流。遇一名正言顺之词说，必群相假之以饰人之耳目，防人之攻击，而逞其心思之所欲。于是伪君子乃杂然应时而兴，随地而起。位高者为伪大，位卑者为伪小；时急则伪烈，时安则伪微。就总纲论之，有言是心非者，有行是心非者。其尤者，则心有杀人之心，行有杀人之行，而唯以语言文字为之涂饰。其险者，则造其近因，而收其远果，沫以小惠而攫以大利。”这就是陶行知心理上的社会和伪君子之总像。而“伪君子虽百出而莫穷，然自外言之，其所以为诱者则一。一者何？名利而已……自内言之，人之所以受名利之诱，而演出千百之伪状者亦一。一者何？心伪而已。”他认为，“天下非真小人之为患，伪君子之为患耳”，“一家行之而家声伪，一国行之而国风伪，行之既久而世俗伪。嗟夫！真小人之为患，深之不过数世，浅则殃及其身而已；伪君子则直酿成伪家声、伪国风、伪世俗，灾及万世而不可穷。”由此可以看出，陶行知对伪君子的批判和担忧，还是出自他报效国家的自我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