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解读陶行知的新视角[1]
一
陶行知（1891-1946），安徽歙县人，早年就读于歙县崇一学堂，后经校长英国人唐进贤帮助入南京金陵大学就读。1914年，陶行知金陵大学毕业之后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伊利诺伊大学与哥伦比亚大学，分别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和都市总监学务资格文凭。1917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南京高师与东南大学教授。随后，陶行知投身于平民教育运动，并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一职。1927年，陶行知创办南京晓庄乡村师范学校，推行生活教育理论，提倡教学做合一，实现了其人生事业的第一个辉煌。1932年陶行知开始于上海创办山海工学团等组织，推行小先生制，提倡即知即传，进行文化扫盲运动。1936年至1938年，陶行知赴海外宣传国内抗日情形，推行国民外交，帮助海外诸国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情况，争取了诸多海外援助。1938年归国后，他开始着手筹办难童学校，并于次年在重庆创设育才学校。此外，他还于1945年与李公朴一同创办了社会大学，为广大的社会青年提供了学习的机会。1946年7月25日，因为民主事业奔走呼号劳累过度，陶行知突发脑溢血去世。
陶行知的一生虽然只有短暂的五十五年，但他始终以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胸怀振兴中华的理想，激励与启迪着一代代的中国人。他不仅致力于教育事业，还涉及民主斗争、人口统制、科学普及、新文字推广、大众诗歌以及经济建设等多个领域，在近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其逝世后，毛泽东赞其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周恩来认为他是“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褒其是“万世师表”；董必武誉其是“当今一圣人”；郭沫若则将其与孔子并论，认为“两千年前的孔仲尼，两千年后的陶行知”。不仅在国内，陶行知在国际上也享有盛誉。早在1929年，哥伦比亚大学的克伯屈教授就对晓庄学校赞誉有加：“如大家肯努力，恐一百年以后，大家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这就是教育革命的策源地！”[2]日本知名教育史学家、中国研究所前所长、东京专修大学教授斋藤秋男认为：“陶行知不仅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全世界的。”[3]2007年，美国知名学者、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哲学及教育学教授大卫·汉森（DavidT。HansehisofEdu：PhilosophiesinPractice（《教育的伦理视野——实践中的教育哲学》）一书中，介绍了世界最具影响力的十大教育思想家。其中，唯一的中国教育思想家就是陶行知，并与杜威、蒙台梭利等世界著名教育家并列，足见陶行知在国际学术界的巨大影响。
作为一名从徽州山区走出的学子，曾经食不果腹，与表兄在苏州当衣三百文以过日，亦曾为赴美留学到处举债，何以他在后来的数十年间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就，获得如此之高的声誉？带着这些问题，笔者拟借助社会资本理论对陶行知的一生做再解读，以期为我们研究陶行知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社会资本理论是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一种新视角，它为我们对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及社会行动的理解及深化提供了有效的帮助。尽管有学者很早以前曾提出了社会关系的资源或资本性质，甚至也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皮埃尔·布尔迪厄（P。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罗伯特·帕特南（RobertPutnam）及林南（NanLin）等人开始详细探究这个概念的时候，才引起学术界的关注。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率先对社会资本理论进行了系统表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的集合，这些资源构成了一个相互熟识和认可的、具有制度化关系的关系网络。[4]特定行动者占有的社会资本的数量，依赖于行动者可以有效加以运用的联系网络的规模的大小，依赖于与其有联系的每个人以自己的权利所占有的（经济的、文化的、象征的）资本数量的多少。[5]此后，历经詹姆斯·科尔曼、罗伯特·帕特南、林南等学者的不断丰富完善，社会资本变成了一个更加明确的概念。科尔曼在其《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其社会资本理论，他认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了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6]林南则将社会资本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ivea）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7]在这个概念之中，资源、嵌入社会结构之中、行动是社会资本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资源又是其理论的核心。林南认为，资源是一种物质或符号物品，它被共识或影响赋予不同的价值。一旦有机会，所有行动者都会采取行动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以促进他们的自我利益。就这里而言，维持和获得有价值资源是行动的两个主要动机，前者比后者更重要。[8]在行动中，林南又将其分为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所谓同质性互动，也就是有名的“似我（like-me）假设社会互动倾向于在有相似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经济特征的个体之间发生”[9]；而异质性互动中行动者对资源运用的控制是不对等的，存在一定的差异，需要评估他人参与交换的意愿，所以异质性互动的难度要比同质互动大很多。在本文中，笔者主要借助布尔迪厄及林南的社会资本理论分析陶行知。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布尔迪厄认为广义的资本分为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和符号资本，但笔者却认为，经济资本、符号资本及文化资本都是嵌入在整个的社会场域之中，也就是说，他们是隶属于社会资本的三个方面，是为社会资本所服务的。
二
借助社会资本理论重新解读陶行知，就有必要对陶行知的社会资本做一有效梳理及审视。在此笔者将陶行知的一生划归为四个阶段，即社会资本的形成期（1891-1917年）、拓展期（1917-1930年）、重建期（1930-1938年）与高峰期（1938-1946年）。
（一）形成期：文化资本的积累
布尔迪厄在其社会实践以及符号的思想中提炼出为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文化资本在某些条件下能转换成经济资本，它是以教育资格的形式被制度化的。文化资本的积累是处于具体状态之中的，即采取了我们称之为文化、教育、修养的形式，它预先假定了一种具体化、实体化的过程。[10]也就是说，通过接受教育这种实体化的过程，获取文化资本进而转化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切实有效的途径。陶行知也就是通过教育这一方式获取了其早期的社会资本。
作为出身贫寒之家的学子，陶行知在幼年时期甚至于无钱开蒙，也曾有过当衣三百文度日，但是他还是通过自身的不断学业努力，实现了从徽州文化圈到金陵大学文化圈及最终哥伦比亚大学文化圈的三级跳。而这三级跳也为其将来的事业奠定了文化资本。在金陵大学期间其与校长包文、教师司徒雷登、亨特等人结下了良好的友谊，不仅引领他步入基督教的殿堂，也为其赴美留学打下了人脉基础。1914年的赴美留学，更是给陶行知打开了视野，助其走向了国际化。他先于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赴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教育行政学博士。在其求学的过程中，不仅师从诸多世界著名的学术大师，更是结交了一大批在未来中国颇具影响力的同学，这些都为其将来的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文化资本。在这其中，对陶行知影响最大的即是杜威博士。陶行知之所以选择哥伦比亚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杜威而来。陶行知在日后的教育实践中，不仅秉承了杜威的教育理念，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生活教育”理念。除此之外，孟禄、斯特雷耶、克伯屈等对陶行知也给予了各方面的帮助，使其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强大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友的群体为陶行知日后在国内事业的开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资本基础。仅仅就哥大师范学院而言，据高麟英统计，1905-1950年就有1810名中国人在该学院就读[11]，若谈及整个哥大，从1912年至1949年毕业归国的留学生就有上万人。[12]在陶行知读书的两年之间里，他结交了一大批中国同学，其中包括胡适、郭秉文、蒋梦麟、孙科、张伯苓、陈鹤琴、郑晓沧、朱经农、凌冰、汪懋祖、李建勋、庄泽宣、张彭春、刘廷芳、傅葆琛，等等。这些同学在留学归国后大部分皆有所成，成为陶行知一生中重要的学友群体。
可以说，二十六年的求学生涯为陶行知奠定了扎实的文化资本基础，而文化资本的投资是要转变为经济资本或社会资本的。虽然陶行知的家庭出身未能给予其更多的价值资源，但是他借助二十多年孜孜不倦的受教育机会，在社会场域中谋取了一个较好的位置，这对其今后资本的交换及再生产提供了保障。
（二）拓展期：符号资本的建构
符号资本（声望与荣誉）是布尔迪厄最复杂和最重要的观点之一，他认为“符号资本指的是特权、声名、神圣性或荣誉的累积程度，它建立在知识和认可的辩证法基础上。”[13]根据这一概念，符号资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受到社会认可的，能够生产、再生产和长期积累的声誉、声名、精神、特殊性或神圣性等以符号化方式存在的稀缺资源。[14]
1917年，应郭秉文之邀，陶行知在通过博士口试之后归国，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先后担任南高师教务主任、教育科主任。在校期间，他要求改“教授法”为“教学法”，在校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东南大学成立后，陶行知任教育系主任，直到1923年离职，赴京专职担任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纵观陶行知在南京的教学经历而言，无论南高师还是东南大学，在当时国内已属于一流高校，陶行知名列学校的领导层，其拥有的符号资本（声望与荣誉）都有利于其事业的进一步拓展。
除了利用南高师及东大的平台壮大其符号资本以外，陶行知还通过撰文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在南高师任职早期，陶行知利用《金陵光》不断向外阐述其教育思想，其早年较为重要的文章如《试验主义之教育方法》、《教育研究法》、《试验主义与新教育》等都刊载于《金陵光》。然而，《金陵光》毕竟属于大学校刊，影响力有限，这时，哥大校友蒋梦麟的适时出现就很有必要了。蒋梦麟哥大毕业归国后，担任《时报·世界教育新思潮》的主编，在他的邀请下，陶行知相继在该刊发表了《教学合一》、《第一流的教育家》等文，使其教育主张与理念很快为全国所知晓。
进一步扩大陶行知社会影响力的莫过于杜威、孟禄来华及其当选为中华教育改进社主任干事。1919年至1922年间，杜威、孟禄相继来华，走遍中华大江南北诸多城市，宣传其教育学说与理念，陶行知分别陪同二人并多次担任翻译，“挟师威以令天下诸侯”，大大提高了其社会声望，为其积累了足够的符号资本。孟禄离华之际，还见证了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成立，并当选为名誉董事，董事则有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汪精卫、熊希龄、张伯苓、李湘辰、袁希涛九人，陶行知为主任干事。
中华教育改进社的董事，无一不是当时社会精英、顶层人物，陶行知赴京与之共事，其所得潜在的符号资本已远远超越了南京时期。随着改进社所办平民教育运动的愈演愈烈，陶行知奔走于全国各地，结交当地高官达人，不断地将其声望辐射至全国各地。此后，陶行知还相继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董事，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执行秘书等职，并与胡适等人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结交的人物也逐步涉及梁启超、颜惠庆、冯玉祥、阎锡山、蒋介石、丁文江、严修等中国政界和文化界的头面人物，而陶行知本人俨然也是中国教育界的领军人物了。
借助个人的符号资本及改进社乡村教育同志会的名义，陶行知于1927年顺利创办起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虽然初创阶段经费筹措困难重重，但陶行知还是借助个人声望使得“学校经费来源”项下留下了一长串的名号[15]，甚至连蒋介石也为晓庄做了几分贡献。[16]可以说，在这段时期内，陶行知通过个人符号资本实现了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的相互转化，从而达到了个人社会资本的第一个顶峰。
（三）重建期：资本的同质互动
1931年4月，一纸通缉令将陶行知从事业顶峰打到了谷底。国民政府认为陶行知“勾结叛逆，阴谋不轨，查有密布党羽，冀图暴动情事”[17]，准备将其捉拿归案。幸运的是，长期积累的社会资本此刻发挥了作用，陶行知早一日从上层朋友处得知通缉一事，提前逃离了军警的拘捕。虽然侥幸逃脱入狱之罪，但通缉令的后果却是让陶氏苦心经营多年的社会资本一夜瓦解。蒋梦麟、胡适等人对其避而远之，朱经农更是讽刺陶为“一丘之貉”。在胡适的日记中，提及陶行知共有43处，内中有38处是留美归国后至陶氏被通缉前，至于1930年陶行知被通缉至1946年去世，日记只有三处提及[18]，可见这对同乡同龄同门是渐行渐远。蒋梦麟更是在晓庄未被查封前就提醒陶行知要注意晓庄的“伤风咳嗽”，这既可以看成是校友之间的一种关怀，也可看成是双方之间政治立场的分歧。
在陶行知社会资本一落千丈、亟待重建之时，不可不提及黄炎培的作用。这位早在1914年就参加陶行知金大毕业典礼的前江苏教育司司长，在危难时刻给予了陶行知莫大的帮助。在陶行知隐居上海期间，黄炎培不仅不避讳陶为一名通缉犯，还屡次带其外出参与各类活动[19]，并为通缉一事拜访王正廷、孔祥熙等政界要员[20]。黄对陶的帮助并不仅限于此，1938年，陶行知在遭受二次通缉归国之后，黄炎培又与杜月笙、钱永铭于9月18日“电蒋介石委员长，介绍陶行知谒见。”[21]22日黄得蒋介石复电，“请即转知陶知行前往。”[22]仅9月份，黄的日记中提及陶十次，可见此段时间两人交往之密。
另外，陶行知的另一位至交好友冯玉祥在此对其也援助甚多。陶行知初次被缉可谓因冯而起，也因冯而终。晓庄被封、陶行知被通缉既是由于学生的激进运动，也是因为陶、冯交往甚密。冯不仅援助枪支与陶建立晓庄自卫队，更在晓庄有一处取名“冯村”的私宅。蒋、冯权力斗争激烈之后，陶行知被缉也就顺理成章了。通缉令一下，南京就有“蓝色行知”[23]的封号了。1931年4月16日，冯玉祥写道：“陶知行不知在何处，真对不起他。”[24]为此，冯玉祥致电行政院长孙科，请其予以取消对陶的通缉。孙科处事也颇为迅速，当日即批示下属查明此事，很快对陶行知的通缉就予以取消。至于孙科举事之中是否顾及陶为哥大同学一事，却是难以揣测了。
冯、黄二人在陶危难之时不仅不离不弃，还始终想方设法予以援助，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陶行知社会资本中的“同质交往”发挥了重要作用。林南认为在社会资本交换中存在着大量的同质性互动，也就是上文所提及似我（like-me）原则。就陶与冯、黄二人的交往而言，他与二人之间存在着诸多的同质性互动。陶行知与黄炎培相识甚早，两人对于教育理念颇为相似，黄炎培曾于1916年12月5日致陶行知的函中发愿，愿以今后数十年的精力致力于中国教育[25]，而陶行知亦曾表示改造百万乡村，这种似我（like-me）情感互动历经多年，终于在陶行知社会资本重建之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陶行知与冯玉祥之间也存在着同质交往，两人既是安徽老乡，又同信仰基督的博爱精神，再者，二人都推崇平民性，冯玉祥号称“布衣将军”，而陶行知也冀图用平民教育来创造一个“四通八达的社会”，如此多的相似之处使得两人之间的同质交往也日渐颇多。
值得一提的是，在社会资本的重建阶段，陶行知充分利用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资本。访美期间，正值“七君子”入狱，他在哥大奔走呼号，联络了杜威、孟禄、克伯屈等一大批美国社会名流向南京国民政府施压[26]。此外，他还代杜威起草了致甘地、罗曼·罗兰、罗素、爱因斯坦的公开信，呼吁抵制日货，惩治日本侵略者。通过这些大手笔的运作，陶行知不仅在当地华人华侨中建立了极高的声望，还将其影响力扩大至全球，为将来社会资本顶峰的到来铺下了伏笔。
（四）高峰期：多元的资本转换
1938年8月，陶行知从海外归国。在海外出访所具的威望及国民参政员的身份，使他一归国就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并开始受到军政高层的青睐，最重要的是，当年为联合抗日所奔走呼号一事，更使得他成为国共合作的“媒婆”。10月初到武汉，他就相继与蒋介石、宋美龄、周恩来、邓颖超、李宗仁、白崇禧、陈诚、陈立夫等国共要员晤商国事，不仅如此，《新华日报》还对其进行追踪报道。此后的国民参政会上他亦提出诸多提案，力主增强抗战力量。
符号资本的大量累积使得陶行知开始考虑将其转换为经济资本，即再度投身教育事业。在晓庄复校无果之后，陶行知在重庆又开始了他人生的又一番事业——育才学校。相较于他早期事业而言，育才的创办不可谓不困难，用陶行知自己的话说是“抱着爱人游泳”。此时正处于抗战最艰难的时期，经济状况与创办晓庄所处的“黄金十年”根本无法可比，即使凭借陶行知符号资本转化而来的大量经济支援，育才也是步履维艰。为解育才之囊中羞涩，陶行知到处化缘，这其中安徽籍同乡冯玉祥、许世英给予了他莫大的帮助。除了在其社会网络中主动寻求同质性互动之外，陶行知还积极谋划异质性互动。
林南认为异质性互动不能促进情感分享或者情感不能导致异质性互动。在异质性互动中，行动者对于资源运用的控制是不相等的、存在差异的，需要评估每人参与交换的意愿，所以异质性互动的参与双方要比同质性互动付出更多的努力。[27]为实现异质性互动，陶行知创造了“育才之友”的募捐方法，借助育才和其本人的声望效应，推动捐助者完成工具性行动。异质性互动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超越自己的社会圈子，需要高代价的互惠承诺和提供搭桥人以资源，从而实现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的相互转换。如陶行知为育才向杜月笙等人筹措经费，正是经济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互相借用，通过借用，杜月笙等人获取了社会资本（名声），而陶行知获取了育才所需要的经济资本。陶行知社会圈子中工具性的异质性互动之所以能够克服困难，产生效力，皆由于这段时间陶行知不断扩张的符号资本。
除与国民党要员保持良好的关系之外，他还与中共交往密切，这也导致他最终倾向于中共一方。借助同质性互动理论可以发现，陶行知与中共早在晓庄时期就开始互通有无，经过十多年的知交，早已产生了同质性情感互动。在后期的民主斗争中，双方由于在社会结构中处于彼此接近的位置，又分别拥有不同种类的等量资源，更容易触发同质性互动的产生。
总之，在1938年归国之后，陶行知借助海外积聚的符号资本成功地占据了社会等级结构金字塔中的上层位置，并凭借手中掌握的有利资源积极谋求同质性互动与异质性互动，实现多元的资本转换，不仅办好了育才学校，也使得个人社会资本达到了顶峰。